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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江湖之人（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五节

江湖之人

俗语道：人在江湖走，怎能不湿鞋？在明代，那些在江湖上混饭吃的黑道人物，不能不靠山吃山。这些游食光棍，身上穿的是短衣长裙，头上戴的是高帕细网，

整日无所事事，游手无赖，在街上闲逛，生计的来源，无非是靠设计诱骗、讹诈、抢劫、乞讨、打人、偷盗获得。

一逸夫、喇唬与光棍

明代小说《梼机闲评》中有一首小词，对城市中的光棍做了如下描述：“个个手提淬筒，人人肩养粘竿，飞檐走线棒头拴，臂挽雕弓朱弹。架上苍鹰跳跃，索牵黄犬凶顽，寻花问柳过前湾，都是帮闲蠢汉。”明代民间有谚语描摹这些市井无赖，说他们：赊酒时，“风花雪月”；饮酒时，“流星赶月”；讨钱时，“水底摸月”。这些词、谚语相当通俗，自不待释，但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光棍与宦家恶少臭味相投，或者在坊间吃闲饭与白饭。

在介绍光棍以前，不能不提一下明初久已存在的“逸夫”。逸夫又称“逸民”，大致都是一个意思。逸者，游也。所谓逸夫，其实就是游惰之民，也就是过去唐宋两朝时经常出现的闲人。这些逸民，一般以松江、苏州二府为多，所从事的活动主要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公门中讨生活，阿谀奉承那些役吏皂隶，也即帮衬公门，夤缘害民。如当时衙门中的小牢子、野牢子、小官、帮虎等，都是由一些市井游手之徒投充，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

二是在市井游逛，不务生理，专干为非作歹的一些事，扰害市井百姓。这些游民虽无帮衬公府之名，却也浪荡成习，堪称逸夫。

“喇唬”的含义，清人著《六部成语注解》解释为“诈骗之匪”。

喇唬在明初即已存在。据记载，当时有一些喇唬中的无能之辈，时常口称圣号，大白天在街上倒地撒泼，引人围观。至于那些刁猾的无籍棍徒，更是气焰嚣张。他们有时身背黄包袱，头插黄旗，口口称说要求奏告上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或者自己根本没有冤枉事，代人捏写状本，教唆或扛帮他人赴京城或巡抚、巡按、按察司衙门告状，借此恐吓他人，获取财物；有时更是险恶张狂，上京诬告他人叛逆，或者诬陷他人犯有强盗人命。

喇唬在明初出现以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从而在中间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正统以后，喇唬的势力重新崛起，并在社会上逐渐扩大，至成化、弘治时达到了极盛。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

往来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民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十条龙”，

暴横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之事。在湖广蕲水县，恶少群聚，纵横乡里，有“十虎”、“九龙”之号，

全无忌惮。

明代的喇唬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活动：其一，打架斗殴，行凶杀人。当时北京城内凡是军民杂处的地方，就有一些喇唬之徒，他们偶尔因为一些小忿，就大发雷霆，斗殴杀人，其后又将尸体扛抬，图赖他人钱财。有时在街上与人发生口角，喇唬就执刀持棍，纠合众人，行凶殴打。有时甚至将对方的“有钱器物尽数毁弃，或将房屋垣墙一概毁损”。其二，横行市肆，强取货物，他人莫敢谁何。在北京，专有一批不务生理的喇唬，他们三五成群，非华衣不穿，非美馔不食，宿娼买奸，百无禁忌。等到家业荡尽，别无财路，就只好开场赌博。赌博花样较多，或抹牌、下棋、打双陆，或踢气球。赢者得钱，肆意所欲，输者丧气，莫返原物，以致饥寒交迫，不能自存，只好做贼，往来于京师之间，肆行劫掠。其三，充当揽头，兜揽粮物，从中搀杂糠土，获取暴利。如顺天府涿州地方设有一座常盈仓，仓库周围军民混住。每当夜里，就有一些无籍小人，抛掷砖瓦，偷盗钱粮。经访察，得知是孙全、庞富等喇唬所为。他们奸恶相济，结党成群，势如虎狼。他们还强行充当纳粮揽头，作弊以后上纳，如果不收，就行凶撒泼。

据明代奇书《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所言，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捣子”，而在明代则称“光棍”。光者，赤也。故光棍又叫“赤棍”。何谓“光棍”？清代一位姓李的作者在《俗语考原·光棍》中这样说：“俗谓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为光棍。今俗也以无妻之独夫，谓为光棍汉。”这种解释比较全面，也有道理。

明代光棍神通广大，可以买通官府，专门替人打官司。他们专吃闲饭，好管闲事，捕风捉影，寻人家的闲头脑，挑弄是非，扛帮生事，所以又被人叫做“没头鬼”。不管哪里有事，只要被光棍中的一个打听到，就合着伙去干，得利平分。他们结帮成伙，也有头领，或取绰号“钻仓鼠”、“吊睛虎”，或取绰号“洒墨判官”、“白日鬼”。光棍头的手下，当然是一些提草鞋的无名小光棍。

光棍们无孔不入。他们也靠衙门吃饭，充当囚户与铺户之间的中间人，获取回扣，有时甚至公开勒索财物。如当时有两个“打光棍”者，即王玉与王海，他们不务本等生理，专门在通政司与兵部衙门前，拦截告状人与送问囚犯，争先接到贯城街上的卖纸人家，以买纸送饭安歇为理由，向囚犯勒要银物。而那些卖纸人家，因为光棍们替他们招揽了生意，就高抬纸价，乘机大赚一笔，除掉本钱之外，所赚之钱与光棍平分。因此，良善者大多被光棍挟诈，贫难者也被他们逼迫，光棍可以任意为所欲为。更有甚者，有时光棍竟敢奸淫妇女，“剥捉衣服，留当行李什物，其害不可胜言”。

京城内外，是光棍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口流动频繁，大有油水可捞。他们或者三五成群，人数多者达到数十人。妓院娼门成了光棍们的集会地，他们在此不分昼夜地游荡饮酒，替人报私仇。有时候，光棍们凭借一股蛮力，在街市中肆逞凶恶，拦截买卖之人，强索钱物。这些光棍常常随身配带流星袖棒、秤锤、尖刀等凶器，往来挟制良善，强霸他人妻女，欺侮殴打平民百姓。有时被害之人不服，前去告理，但官府良恶不分，是非颠倒，必然使受害者与光棍一同受刑，所以受害者只好忍气吞声。而光棍们更是肆无忌惮，日加月渐，一以成风。

泰昌元年（1620），御史张泼上言：“京师奸宄丛集游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拏讹头者。”

显见，至明末，流氓又被称为“把棍”。“讹”音与“鹅”通，故明代史籍有时又称“拏讹头”为“拏鹅头”。所谓“拏讹头”，其实就是流氓所采取的讹诈方式。如明人姚旅就将“拏鹅头”解释为“挟人之私而诈财”。

明末姚希孟也说，当时都城里号称“把棍”的游手无赖之徒，平日大多以“拏鹅头”与“生事诈人”为业。

那么，这些把棍又是如何“拏鹅头”呢？据记载，每当把棍侦知一人将去作奸犯科，于是就尾随其后。正当那人动手之际，把棍跳将出来，以告官要挟，藉此讹诈钱财。将“拏鹅头”说成“拏讹头”，其义盖源于此。

“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把棍时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积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钱打点官司。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即打群架。那些在打群架中吃了亏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

把棍的诈骗行为，除了前述的“拏鹅头”之外，有时也采取一种“讨白债”的方法。所谓讨白债，就是引诱解官与客商到一个僻静的去处，威逼他们立下文契，公然讨取。有时候把棍冒用兵牌，勒取火夫，需索铺行。显然，这也是一个破坏性的组织。

二打行与青手

自明代中期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出现了一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

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这些无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松江，随后才迁延到苏州。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最初出现于宣德初年，至嘉靖中叶以后，直至明末，此风趋于大盛。

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须以殴人为专业。打行中人有时也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呼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绝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官，但早已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粱市肆中，为所欲为，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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