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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奴仆与游方僧道（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四节

奴仆与游方僧道

所谓奴仆，原本是一种家役，服务于一些大家贵族，专门从事侍候人的工作。在明代，士大夫家中蓄奴成风，家有奴仆“万指”，已是习以为常。由于奴仆数量的大增，最后甚至出现了“奴变”。

僧、道各是“九流”之一。明代自中期以后，由于私剃的盛行，更是出现了很多没有度牒的僧人与道士，其数量陡增。由于佛、道世俗化趋势的加剧，导致僧、道并不安于寺观清修，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随之遍布全国。

一奴仆

据史料记载，明代太监之家也多有奴仆。太监门下奴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己起造房屋、置立田产以后，需要有人管理，于是一些无籍之徒，就投为“义男家人”；二是一些总兵官为了巴结太监，就送给太监“小厮、伴当”。

据有的学者考证，伴当一名，大体是从这些人多为贵人随身作伴而来。伴当之始，为元代初年，而以元、明两代为甚。在《蒙古秘史》中屡见伴当（nk?r）之名，音译?为“那可儿”。此名究竟系沿用宋人旧称，还是蒙古的译名，尚未可知。但在元代，更多的是采用随从、家仆、梯己百姓（梯己一作“体己”）、奴婢以及部曲户、乐户这些称谓，都是元代社会中的不自由贱民。

一至晚明，士大夫家蓄养家仆蔚然成风。在江南，已不再直称这些从事家庭服役之人为“奴仆”，而是有所讳名，改称“家人”，而在士大夫往还的书信中，则称童仆一类为“小价”。

按照明代中期以后的风气，江南的士大夫一登仕籍，这些奴仆就竞相来到门下，称为“投靠”，多的达到千人。

当时一个尚书门下，家奴多者达百人，少也不下五六十人。

到明末，势宦家的奴仆更是横行霸道，作孽多端，为害非浅。关于此，明代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引述如下：

昔有一甲科，雅好善。问于莲池曰：“世间何等人最作孽？”莲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头老先生为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莲池喝曰：“谁说你自做！诸凡依势作威者，上帝降鉴，悉坐公等！”

莲池大师的话当然多了些禅机，让人不能直接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靠着官宦“依势作威者”，其实就是他们的家奴。

明初洪武年间，当明太祖听说功臣家的童仆恃势骄恣，逾越礼法，就召来徐达等，予以告诫。

至明末，奴仆发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一些豪仆，借助主人的势力，起家巨万，“多挟富而欺其主”。如严嵩在位时，权势熏灼。他的家童永年也跟着用事，一些朝中公卿大臣见了他，也只能平起平坐，号称“隺山先生”。当时官场之中，很多人觉得能与隺山先生一游，自感是莫大的荣幸，“方镇牧守以下，不得与永年游”。即使是一般的奴仆外出，这些官员也无不折节。

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三位首揆的门下，有游七、宋九、王五三位势仆，在当时的京城官场中也名闻一时。时人东海渔人专作《五七九传》一文，记三位势仆之事。史载，当时的侍从、台谏，大多与这三位势仆结纳，关系较密者甚至以“兄弟”相称。即使是大臣，见到他们，也赐坐命茶，称他们为“贤弟”。而那些边帅武将，出入张居正之门时，更是只能与这些仆人平交。

“七”指游七，名守礼，署号为“楚滨”，为张居正之仆；“九”指宋九，名徐宾，号“双山主人”，是申时行之仆。“五”指王佐，号“念堂”，是王锡爵之仆。

二是尽管明代科举制度限制奴仆参加考试，但一些奴仆还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渠道参加了考试，而且奋迹贤科，通名仕籍，甚至“挟贵而卑其主”。

二游方僧道

明代中期，曾经在朝当过内阁大学士的丘濬路过一座寺庙，看见四壁俱画《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故事，惊讶道：“空门安得有此？”僧人答：“老僧从此悟禅。”丘濬又问：“何此得悟？”僧道：“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僧人所言固然颇富禅理、禅机，但这个例子中所含的佛教世俗化的成分也不言而喻。

寺庙中的和尚与读书人女往（选自明刻戏曲《大明天下春》）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对僧道门风曾一度进行过大力整顿。洪武六年（1373）下令，凡是民家女子，年龄未到40岁，不许当尼姑、女冠。二十年下令，百姓若年龄在20岁以上，不许入寺为僧。二十四年又下令，假若有人效法瑜珈教，自称“善友”，假藉张真人的名头，私造符录，均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下令，在僧人道士中，若有人私自拥有妻妾，允许众人赶逐。若包庇容隐，一同治罪。僧人自称白莲、灵宝、火居以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也要治以重罪。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下谕，如果僧道不守戒律，参与民间修斋诵经，并计较报酬厚薄，或修持没有诚心，饮酒食肉，游荡荒淫，乃至妄称道人，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门风，将杀无赦。

在这种严厉的政令下，明初的僧道大致能恪守清净门风。在明初，尽管一些著名的僧道之士偶尔也有与士大夫交往的例子，但他们自持甚谨，所行不过是向士大夫求学问道，或练习做诗之法。于是，在明初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既能恪守佛道祖风却又在佛道教义上有较高造诣的著名僧人与道士，甚至擅长作诗，在士大夫中留下较好的口碑。

自中期以后，僧人道士不守祖风，不在寺庙安心修持，羡慕城市或世俗繁华的生活，到处游荡，于是在各地城市中，到处可见游方僧道的踪影。这些僧人假藉“游方化缘”之名，而在明代史籍中一般称为“游方挂搭寄住僧道”和“云游行脚”。

尤其在北京，十方缁流全都辐辏于此，简直成了“僧海”。

名蓝精刹，甲于海内；香火之盛，更是别处无法比拟。和尚、道士一旦到了城市，或参与民间事务，或与士大夫交游，必然带来僧俗混淆，造成一股宗教世俗化的洪流。

明代僧道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与士大夫相交，出入于公卿之门；二是僧道不守祖风，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甚至闯寡门，嫖娼妓；三是僧道的无赖化。

（一）僧、道与士大夫相交

晚明士大夫受狂禅风气的影响，与僧人交游也成一时风气。明人张凤翼在《谭辂》一书中言：“近来士夫谢病，多挈一僧出游，以表见其高。人见之，便谓是苏长公、佛印作用。”这就是当时的风尚。如赵大洲甚嗜禅理，对僧人多所访问。南京牛首山云谷寺一位老僧，不时入城，与朝中赵大洲、毛起元、朱曰藩、陆光祖等人交游。这些缙绅大老有时将老僧“各迎于家”，有时则一同游览牛首山，清谈雅论，杂以诗句。嘉靖初年，牛首山祝禧寺僧福全、崇明寺僧寄芜，也与许仲贻、谢应午、陈羽伯等名公交游，其中“相随一童子，作伴两山僧”这一诗一句，即为当时交游盛况的实录。僧人如此，道士也不甘落后。牛首山清源观道士唐景虞，在山房种竹艺花，以待游人。一时清雅之士，“多与之游”。在南京，当时与缙绅往还的道士，最著名的有闫希言、李彻度、醒神子、彭仙翁四人。

僧道与士大夫相交，当然是为了附庸风雅，以便藉此获取名利。同时，道家方士的“采战”术，对士大夫来说也颇具吸引力，使他们不得不屈尊与方士交往。如方士孔复，通晓烧炼，尤精采战术。他曾到南京猪市娼家歇宿。娼妇与他交接，开始觉得甚异，颇感新鲜。不久，转而害怕他的淫毒，“号呼避之”。娼妇的假母（即鸨儿）年已四十，一向以善淫著称，代娼妇与孔复交接，“久亦趣避”，败下阵来。经此一战，娼妇得病数月，假母也数日不能起床。可见，道士孔复所操之术，为采战逆流，是邪僻不经之术，但当时“人多惑之，学其术”。

（二）僧、道不守祖风

“僧习为市”，是晚明僧人的实录。道士亦如此。僧道已不再守戒祖风，而是参与民间的修斋设醮活动，甚至饮酒食肉、治生，而且娶妻生子，与世俗百姓一般无异。明人陈铎有一首《道士》歌曲，其中就揭示了道士与世俗结交的基本情况：

咒着符水用元神，铺着坛场拜老君，看着桌面收斋衬。志诚心无半分，一般的吃酒尝荤。走会街消闲闷，伏会桌打个盹，念甚么救苦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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