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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的确，从部落到国家，是一种&ot;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ot;；而&ot;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ot;的帷幕，则是由&ot;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ot;揭开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种堕落甚至有章可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ot;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ot;（《老子》第三十八章）。从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战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首先是&ot;失道而后德&ot;。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礼记&iddot;礼运》所谓&ot;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ot;。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也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ot;大同&ot;。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大道既隐），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ot;小康&ot;。启废禅让是&ot;小康&ot;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ot;小康&ot;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ot;道&ot;了，得讲&ot;德&ot;。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ot;德&ot;。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ot;明德&ot;、&ot;事德&ot;、&ot;敬德&ot;、&ot;好德&ot;、&ot;有德&ot;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xu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ot;相忘于江湖&ot;（（（庄子&iddot;大宗师》）？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ot;唯德是辅&ot;，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ot;德治制度&ot;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ot;德治制度&ot;并不只讲&ot;德&ot;，还讲&ot;礼&ot;和&ot;乐&ot;。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ot;礼&ot;。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ot;德&ot;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ot;乐&ot;呢？因为&ot;礼&ot;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ot;乐&ot;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ot;以德治国&ot;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ot;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ot;。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ot;礼乐制度&ot;。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予以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ot;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ot;（《论语&iddot;阳货》）。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ot;礼坏乐崩&ot;。这个时候，再讲&ot;德&ot;，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ot;仁&ot;。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论语&iddot;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ot;仁&ot;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ot;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ot;（《论语&iddot;阳货》）。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ot;仁&ot;才能救助，也只有&ot;仁&ot;才能救赎。这就叫&ot;失德而后仁&ot;。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ot;礼坏乐崩&ot;，而且是&ot;杀人如麻&ot;。这时再讲&ot;仁&ot;，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ot;义&ot;。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ot;大义灭亲&ot;，没有&ot;大仁灭亲&ot;；有&ot;义无反顾&ot;，没有&ot;仁无反顾&ot;。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ot;亲亲&ot;（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ot;仁&ot;，要讲&ot;义&ot;。这就叫&ot;失仁而后义&ot;。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ot;义&ot;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荀子》一书中既有《礼论》，又有《乐论》，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ot;失义而后礼&ot;。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ot;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ot;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ot;失礼而后法&ot;。而这时，也正好就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ot;法家法治&ot;的王朝。使用&ot;法家法治&ot;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ot;法治&ot;，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ot;法治&ot;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ot;暴政&ot;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ot;德治&ot;，这正是&ot;独尊儒术&ot;会取代&ot;焚书坑儒&ot;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也与其说是&ot;德治&ot;（道德治国），不如说是&ot;礼治&ot;（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ot;德&ot;，而是&ot;礼&ot;。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论语&iddot;八佾》，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ot;告朔&ot;，然后回朝听政，叫&ot;视朔&ot;。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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