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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1章（第1页）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二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博古、洛甫都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从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到整风运动前，你（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司令，你实际上是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也说王明在这个时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51]

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是1931年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352]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明2月份进入常委会后可能还只是候补常委，到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增补为正式的常委。

3月20日张闻天在给雷利斯基的信中谈到他和王明的分歧，他说：“由于我对工人运动的估计不同于戈卢别夫同志，我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我说，上海工人运动放慢了发展速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能闭眼不看它还带有分散的、自发的、而主要是经济的性质。它正在经历由防御向反攻过渡的时期。而在戈卢别夫同志看来，工人运动正由反攻走向进攻。显然，他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情况。”“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对此又争论了起来。我高兴的是我取胜了。”[353]

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据王明自己后来说，这个决议是他起草的。

这个决议指出：红二十军一部分人的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为此，决议发出了如下的号召：“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一）严厉的消灭‘ab团’，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它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它们反革命活动；（二）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的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三）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破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些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四）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354]

正是根据这个精神，被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全盘否定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重新按照总前委的观点，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均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并把红二十军相当数量的排长以上干部先后处决，致使许多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者和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无辜葬身于错误的肃“ab团”运动中。不仅如此，王明起草的决议还为“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等定了基调，说它们都是“反革命的组织”，从而为这些地区的肃反扩大化提供了根据。事实上，这些所谓“反革命的组织”，绝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于中央作出了决议，各根据地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规模进行“肃反”了，从而造成了一场场悲剧。对于各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陆定一曾说：“在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斗争要残酷，打击要无情。”[355]

但在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却说：“所谓1930年12月的富田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这回事。只知道31年春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派欧阳钦同志向上海中央政治局报告说：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利用反ab团口号扩大肃反斗争，已经快肃到项英（原中央局书记）和曾山头上了，问中央政治局怎么办？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由我（绍禹）起草一指示信，经常委讨论通过。信内除指出肃反运动错误外，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此信到中央苏区后，才停止了这种所谓肃反运动。可惜当时恩来同志……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述这封信送到各苏区去，因而后来其他苏区犯过乱杀人的错误，未能即时纠正和防止。”

《传记与回忆》也说：“1931年春，绍禹代中央写的‘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肃反工作错误’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富田事变后，毛泽东用反对ab团的口号扩大肃反运动，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原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都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片恐怖状态。任弼时同志（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派欧阳钦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此指示信内容即绍禹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指示信中除批评扩大肃反运动错误外，同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可惜此信未发到其他苏区，因而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亦曾犯过扩大肃反运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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