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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6章（第1页）

结果，这个“上海临时委员会”，由于委员们坚持己见，力争自己是“马克思”，各不相让，相争不休，“一事不能作，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和陈岱青退出，北方来的任曙接任书记。1933年9月，任曙从北平和广东召来几位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任曙“便这样的从上海地方临委的主脚而一跃为全国临委的主脚了”。这又引起陈其昌等上海同志的不满，谴责他们“政治运动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学会了”，声明这次选举因“事先毫无预闻，迹近包办，不予承认”，并提议开上海大会解决之。他们认为“上海无论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国组织的中心，我们当从本地情况推进工作，不可对别处存过大幻想”。但是，新临委对此建议“理也不理”。

任曙临委的第一个动作是，解散作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区委（沪西、沪东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于是，上海的组织和工作完全瘫痪。大家都指责任曙是继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强千百倍的内部独裁精神”，[8]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布：“我们毫不迟疑地宣布过去的反对派已经死亡！以后的新生命应该‘从头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鸡临委’等名义再来号召一切，则我们毫不客气宣布它是工人的叛贼。”[9]任曙撒手离开，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约在1933年年底，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成立起比较稳定的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但是，由于白色恐怖，加之陈独秀中央全体被捕的恐惧症，三人小组未开过一次会，实际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自然是“忙得要死”。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1932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与临委之间的交通员，一两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

陈独秀原本想以这样的方式，遥控狱外的托派组织。但是，他任中央书记时，未能有效地领导组织，现在又有谁能听他的遥控呢？于是就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

1933年9月29日，陈独秀在狱中为临委起草了一个名为《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的纲领性文件，遭到狱中彭述之和狱外刘仁静等人的强烈反对，还有许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对陈、彭、刘的主张，并把历史上的争论也扯出来，爆发了一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各人都以托洛次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攻击别人是“机会主义”。临委原来想整顿已经瘫痪了的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但是，此时托派成员思想这么混乱，怎么整顿组织？又怎么能开展活动？临委不得不先集中力量来组织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这场讨论首先从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内生活》第7期“组织问题专号”上开始的，这时任曙离职不久，陈其昌等人还未上台，临委出了这期内部刊物，刊登了陈独秀以“雪衣”为笔名写的《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同时登出陈其昌等三人写的《我们对于目前工作的意见》和陈其昌个人写的《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以及其他四篇署名文章《反对派危机和同志间应有的觉悟》《目前应该做什么》《一个提议》《我们怎么干》。可见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是检讨托派的危机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就在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个提议》中，明确提出：“一切关于某些根本问题及策略问题上因解释或主张不同而发生之分歧，则应容许在内部讨论，最好是每个有意见的人对某几个要点简洁明确地写出来，一面交内部公开讨论，一面汇集某几个不同的要点请国际指示。”

恰在出版这期《校内生活》之际，即11月20日，中国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排挤到福建去“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托派进行联络。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事件，引起了托派内部的热烈讨论。临委采取陈独秀中央时期提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1934年2月这个政府因蒋介石的重兵镇压和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失败。托派内部对此事件的意见分歧更形剧烈。临委再次改组。新临委于是在3月15日以“中共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名义，编发了《福建事变与反对派——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把各种意见都汇集起来，并加以评论。在“编后记”中，临委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有政治问题讨论集，公诸革命群众……我们内部关于革命问题的原则和策略，向来有许多讨论和争辩。这种讨论和争辩的文字，过去大都刊载在我们的内部刊物《校内生活》上面。然而这些重要文件，不仅是我们内部同志所当研究，即党外群众亦应留意过问。党内同志当从这些争辩中得些教育，党外群众也当从这中间得些认识”；“健全的革命政党，绝不钳制内部政治意见的争辩，也绝不隐讳这种争辩。”于是，到这年10月，除了《校内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还出了三期讨论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计46篇文章，而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撰写的有10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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