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传记合集最新章节_第530章第1页_民国人物传记合集免费阅读_郭德宏作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530章（第1页）

在共产党转向农村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有再听到如此有力的反国民党统治的声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派的确替代了共产党留下的位置，与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站在一条战线上，具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它的战斗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微弱，不可与红军同日而语。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共产党及青年托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民党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实现中国的稳定与统一，哪怕是暂时的。陈独秀受托洛茨基的说教，一直持肯定的答复，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国民党政府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与统一。但是，由于连年的新军阀混战，陈独秀终于改变了看法。在与上述《告民众书》同时发表的陈独秀署名文章《国民党与中国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已离开民众而和民众站在敌对地位的国民党，它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及各派军人势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个新旧各派军阀大集团。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只能向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以获得国家统一；它自身已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只能一时结合某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而不能依靠民众的势力彻底消灭整个的军阀制度，实现革命政权的统一。”这就说清楚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国民党不可能实现统一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首先要打倒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显然与当时中共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往何处去呢！陈独秀因观点不同，对正宗托派观点与中共之间争论十分热烈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保持沉默，此时则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往何处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同时批判这场论战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这个观点倒是他转向托派后的一直坚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领导（或专政）下的民主主义运动”，再不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但这是有缺陷的观点。因为，历史应该在“民主主义”阶段将停留很长一个阶段，而不是人为地、不停顿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1]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82～83页。

[3]《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无产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注：《无产者》除第1、2期铅印外，其他10期均为手刻油印件。

[4]两个文件都刊于《无产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个这一期，就刊登了这两个文件。

[5]《代表会议对临时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93～195页；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香港：士林图书服务，1994，第164～166页。名单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

[7]《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1、167页。

[10]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7、168页。

[11]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书》，1930年1月，单行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全国总干事会：《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我们的话》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刘仁静给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11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复信中的转述，见《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