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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两难自解（第1页）

人丁税也废了？康熙此话一出，众人这回是彻底愣住了。如此国家大事岂能儿戏？！人丁税征了几千年，大清每年三百万两的收入，说废就废了？！

康熙见众人如此，笑道：“你们不要误会。其实朕览观明史，早有此意。既然人丁数量都是上下默认的，那不如就直接确定一个数字，也省得下面费心造假，上面劳力统筹。朝廷每年按此数量征收人丁税，不再增减。是谓：永不加赋。”

历史上，永不加赋的全称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从今年之后再出生的人口，我大清不算人头税了，就按照原来的人口来征税。

老康熙被后世人吹上天的所谓“永不加赋”的仁政，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仁政爱民，而是人丁编审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搞人口普查，还是三年一次，靠着那个官僚体系、那些官僚素质，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官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受制于时代的硬性原因导致的，没办法。

有些事要迎难而上，有些事要知难而退。康熙身段灵活，干脆把人丁数额固定下来，“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以后不管多少，就按这个来征税。这样不但可以消除由于人口波动而带来的税赋征收的波动，保持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还能省得地方官员再费心思做表面文章。

朝廷的财政收入也稳定了，官员也消停了。算是大清康熙版“两难自解”了。

“永不加赋？”养心殿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康熙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朕后来又想，既然人丁税已经不再变动了，不如就一步到位，彻底取消这个税种，把他合并到土地税中。是谓：摊丁入亩！”

任何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的打上折扣。地方豪绅地主从中营私舞弊，让基层百姓很难从国家的政策中直接受益。

历史上，康熙五十年推出“永不加赋”后，不少地方对百姓的丁银摊派，并没有减少。而且对于收税的官员来说，丁增而银不增，就需要重新计算和折合。两难好像解了，又好像没解。所以，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御史董之燧奏请皇帝，干脆把丁银都摊派到土地之中吧。

简化税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几千来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税收制度，从隋朝的租庸调制到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直沿着两条脉络前进，一个是税收的种类越来越少，一个是税收的东西越来越简单（从收各类实物到只收钱）。

因此，取消人头税，把人头税并入最主要的田亩税中，是水到渠成的举措，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就算没有清朝，别的王朝也会这样做。

历史上，康熙在位时准许先在广东和四川两个省做了试点。到了雍正，正式推向全国，也就是雍正几个著名改革之一“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听起来简单，真正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一直到清朝末年，还在不断为这个政策打补丁。

康熙这里要加速推进清朝的税收简化进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推行，带来了两个时人没有想到的后果：

一是人口爆炸式增长。清朝中后期的人口翻着番往上蹦，让封建统治者第一次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惧。这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玉米、番薯等逆天作物的引进，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头税的取消也是一个重要诱因。

二是流动人口剧增。历代王朝之所以重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摊丁入亩后，既然人丁与赋税缴纳没有直接关系了，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减弱了，人口就不会再被强制绑定在土地上了。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让封建统治者束手无措。乾隆时期的叫魂案，就是对流民恐惧的一个具体外现。

康熙联想到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老康熙的好圣孙乾隆。乾隆统治时期，国库存银最多达八千万两，人口“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商业迅速发展，城镇化迅速推进。而乾隆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害怕！对，就是害怕！这和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理想社会相差太大了，面对这些远超前人治国经验的情况，他既喜且忧，既惊又惧。没有选择积极拥抱改变，而是缩回自己的舒适圈，思想更加保守，更加死守祖制。

可对现在的康熙来说，人口增加和人口流动，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你们这些小农经济守护者不会用，我这个封建地主掘墓人可会用，人多好，越多越好！

康熙看着被自己炸蒙了的众人，语重心长的安慰道：“有些想法虽然听起来石破天惊，其实都是延续前人罢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赋税之简化与合并就藏在廿二史中，藏在前朝的一条鞭法中。《明史》已经修完十多年了，朕最近翻读，总觉得话还是没说清楚。现在事情太多，等改革步入正轨后，朕是准备重修《明史》的。”康熙心想，你大清不是最擅长搞文字狱吗？等我腾出手来，看我把文字狱给你玩出花儿来。

张廷玉看康熙这改革想法一个接一个往外崩，一个比一个炸裂，自己那天的谏言，康熙真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这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此心急的来回折腾，怎么得了。秦始皇、隋炀帝……他不敢再继续放任自己的想法。继续默念“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八字官箴。自己又不是御史，该说的都说了，皇上不听也就算了。大不了余生都给大清当裱糊匠。

和张廷玉的越听越心凉相比，施世纶却越听越兴奋。他此前见过康熙，但却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御前会议，本以为皇上登基日久，思想保守，没想到锐气如少年。施世纶满脑子改革想法，正是棋逢对手，不对，是得遇明主。

人丁税也废了？康熙此话一出，众人这回是彻底愣住了。如此国家大事岂能儿戏？！人丁税征了几千年，大清每年三百万两的收入，说废就废了？！

康熙见众人如此，笑道：“你们不要误会。其实朕览观明史，早有此意。既然人丁数量都是上下默认的，那不如就直接确定一个数字，也省得下面费心造假，上面劳力统筹。朝廷每年按此数量征收人丁税，不再增减。是谓：永不加赋。”

历史上，永不加赋的全称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从今年之后再出生的人口，我大清不算人头税了，就按照原来的人口来征税。

老康熙被后世人吹上天的所谓“永不加赋”的仁政，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仁政爱民，而是人丁编审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搞人口普查，还是三年一次，靠着那个官僚体系、那些官僚素质，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官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受制于时代的硬性原因导致的，没办法。

有些事要迎难而上，有些事要知难而退。康熙身段灵活，干脆把人丁数额固定下来，“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以后不管多少，就按这个来征税。这样不但可以消除由于人口波动而带来的税赋征收的波动，保持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还能省得地方官员再费心思做表面文章。

朝廷的财政收入也稳定了，官员也消停了。算是大清康熙版“两难自解”了。

“永不加赋？”养心殿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康熙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朕后来又想，既然人丁税已经不再变动了，不如就一步到位，彻底取消这个税种，把他合并到土地税中。是谓：摊丁入亩！”

任何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的打上折扣。地方豪绅地主从中营私舞弊，让基层百姓很难从国家的政策中直接受益。

历史上，康熙五十年推出“永不加赋”后，不少地方对百姓的丁银摊派，并没有减少。而且对于收税的官员来说，丁增而银不增，就需要重新计算和折合。两难好像解了，又好像没解。所以，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御史董之燧奏请皇帝，干脆把丁银都摊派到土地之中吧。

简化税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几千来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税收制度，从隋朝的租庸调制到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直沿着两条脉络前进，一个是税收的种类越来越少，一个是税收的东西越来越简单（从收各类实物到只收钱）。

因此，取消人头税，把人头税并入最主要的田亩税中，是水到渠成的举措，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就算没有清朝，别的王朝也会这样做。

历史上，康熙在位时准许先在广东和四川两个省做了试点。到了雍正，正式推向全国，也就是雍正几个著名改革之一“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听起来简单，真正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一直到清朝末年，还在不断为这个政策打补丁。

康熙这里要加速推进清朝的税收简化进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推行，带来了两个时人没有想到的后果：

一是人口爆炸式增长。清朝中后期的人口翻着番往上蹦，让封建统治者第一次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惧。这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玉米、番薯等逆天作物的引进，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头税的取消也是一个重要诱因。

二是流动人口剧增。历代王朝之所以重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摊丁入亩后，既然人丁与赋税缴纳没有直接关系了，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减弱了，人口就不会再被强制绑定在土地上了。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让封建统治者束手无措。乾隆时期的叫魂案，就是对流民恐惧的一个具体外现。

康熙联想到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老康熙的好圣孙乾隆。乾隆统治时期，国库存银最多达八千万两，人口“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商业迅速发展，城镇化迅速推进。而乾隆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害怕！对，就是害怕！这和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理想社会相差太大了，面对这些远超前人治国经验的情况，他既喜且忧，既惊又惧。没有选择积极拥抱改变，而是缩回自己的舒适圈，思想更加保守，更加死守祖制。

可对现在的康熙来说，人口增加和人口流动，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你们这些小农经济守护者不会用，我这个封建地主掘墓人可会用，人多好，越多越好！

康熙看着被自己炸蒙了的众人，语重心长的安慰道：“有些想法虽然听起来石破天惊，其实都是延续前人罢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赋税之简化与合并就藏在廿二史中，藏在前朝的一条鞭法中。《明史》已经修完十多年了，朕最近翻读，总觉得话还是没说清楚。现在事情太多，等改革步入正轨后，朕是准备重修《明史》的。”康熙心想，你大清不是最擅长搞文字狱吗？等我腾出手来，看我把文字狱给你玩出花儿来。

张廷玉看康熙这改革想法一个接一个往外崩，一个比一个炸裂，自己那天的谏言，康熙真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这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此心急的来回折腾，怎么得了。秦始皇、隋炀帝……他不敢再继续放任自己的想法。继续默念“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八字官箴。自己又不是御史，该说的都说了，皇上不听也就算了。大不了余生都给大清当裱糊匠。

和张廷玉的越听越心凉相比，施世纶却越听越兴奋。他此前见过康熙，但却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御前会议，本以为皇上登基日久，思想保守，没想到锐气如少年。施世纶满脑子改革想法，正是棋逢对手，不对，是得遇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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