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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器材成为大难题（第1页）

“刘寅传（..）”！

通信器材成为大难题

延安通信网的建立，迅即满足了联络对象日益增加的需要。但是确保通信得以正常运行的通信器材却愈来愈紧缺，骤然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火焰山，尤其是电子管简直成了三局上上下下的命根子。那阵子，谁一不小心烧毁一个电子管，那是要挨批评甚至受处分的。千方百计地筹措无线电器材，开辟多方位、多渠道的器材来源，是三局亟待解决的一个大课题。然而单靠三局的力量，即便整个延安地区，也是难以破解的。

抗战初期，全军仅有34部电台，确实难以保障各个战场通信联络的需要。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初，国民政府军政部曾发给电台4部、电话单机75部；阎锡山也曾发给干电池式小型收发报机20部，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八路军抗日作战的需要。由于军委三局不仅承担保障延安党政军各级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任务，直属通信单位和各大抗日根据地的器材供给与维修任务，而且还担负军委二局侦察台、社会部情报秘台、新华社新闻台等的保障与维修任务，通信器材紧缺的矛盾一度非常突出。

1939年起，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了供给。不仅如此，还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包括沟墙和堡垒在内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临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对进出边区的人员严加盘查，小商小贩也被禁绝。造成边区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纸张可用，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自此之后，军委三局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所需的通信器材，全靠自己筹措。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和军委三局的努力下，主要依靠以下4个来源解决所需设备与器材：①设法到大后方购买；②经多种渠道在敌后采买；③战场缴获与民间搜集；④自修自制机件与采用代用品。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日军和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严密封锁，将通信器材和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重要物资，要求各级各单位积极完成采购任务。

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延安，都要三局汇报紧缺物资和通信器材的情况，并利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帮助筹集通信器材，送回延安。他1943年回延安，一次就带回几汽车的无线电器材。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军委三局通过统战关系、中共地下党组织、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以及爱国商人，采购到多批通信器材。孙夫人宋庆龄通过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多次为延安筹措、运送无线电台和器材。三局也曾派人到西安、汉口、香港采购器材，迂回运回延安。

194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朱德总司令离开山西，经洛阳、西安、黄陵返回延安。24日离开西安时，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军委三局委托统战关系购买的一批通信器材急需运往延安，担心这批器材运输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运送任务难以完成。朱德当即表示说：你们把这些通信器材装上卡车，吉普车就不去了，我坐大卡车走。当时大作家茅盾夫妇和一些进步人士也要从西安去延安。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朱德邀请他们一起乘卡车同行。北上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哨卡一次又一次地拦阻这辆大卡车，当得知车上坐的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放行让路。

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也曾亲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找李克农、童小鹏等帮助采购通信器材。三局曾三次派申光去香港，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采购大量通信器材，其中包括100余部小型电台成套散件、40余部手摇发电机、干电池等，或经武汉、西安或绕道越南海防转桂林运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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