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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红军通信新苗（第1页）

“刘寅传（..）”！

培育红军通信新苗

1931年1月初，即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和保障作战指挥的需要，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决定组建无线电队。1月下旬，无线电队成立，王诤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队长，政委是冯文彬，刘寅被任命为报务员。同时从各部队抽调24名战士组成监护排，40名战士组成运输排。另外还有通信员、司号员、炊事员等，总人数上百人。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对建立红军通信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一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从红军战士中选拔一批有文化基础的年轻战士培养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员和机务员；二是请求领导机关通知前方部队从缴获的武器中搜集和保护无线电通信器材、有关元器件和技术资料；三是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过来的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专业人员。这三件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明确肯定无线电队成立半个月来取得的成绩、侦听敌人情报的成效，进而阐明准备扩充无线电队、加强通信工作的意义。命令还规定了选调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的条件。

为了制订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学计划，郭化若把王诤、刘寅找来，对教学内容、任课人员一一做了安排，并委任王诤为班主任，刘寅担任教员。报务、机务、英语课，王能胜任；报务、文化、英语课，刘能胜任，而政治课由谁来讲授呢？只见郭化若在“教员”那一栏里写下了第一个名字：毛泽东。他们二人惊讶地望着郭化若：“毛委员那么忙，成天忙着指挥打仗，哪能分得出身来给训练班上课呢？”

郭化若笑了笑说：“这是毛委员自己安排的。毛委员听说训练班要开课，对我说，‘谁讲政治课？’我说还没有找到人。毛委员就说，‘把我算上一个，怎么样？’”郭化若还说，朱总司令讲，他要出席开班仪式。刘寅和学员们对此备受鼓舞。

也就从此时开始，刘寅他们肩负起双重任务：在保证不间断地抄收新闻稿的同时，创办训练班，培养红军自己的通信人员。此举足见总部首长对他们的极大信任和厚望，对日后革命前景的远见和谋划。

当时，红区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中，红军部队经常行军作战，还得时时躲避飞机轰炸，培养对象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困难重重。缺少教员，他们亲自授课；没有训练器材，他们自己动手，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电线制作电码训练器。

1931年2月10日，在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陈家土楼的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红军总部领导朱云卿、郭化若、李井泉、左权、杨立三等到场祝贺。训练班隶属于无线电队，由无线电队队长王诤和政委冯文彬领导，教员有王诤、刘寅、吴如生、韦文宫等，总编制30余人。朱德总司令亲临现场讲话，希望学员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两个字的。”总司令预言道：“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发挥尖兵作用，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要落在今天在场的红军无线电干部的肩上。”训练班的学习内容分为报务和机务两项。报务学员有胡立教、曹丹辉、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骆炳林、吴摹林、周淼、萧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12人，机务学员有李长春、罗梓雄、田保洪、廖昌林、欧阳某某等5人。他们都是从各军选调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治上比较优秀的青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其中还有三名女同志，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他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抢、扛背包，替运输员抬蓄电池、挑机器。教学工作大都是在战斗间隙完成的，连行军途中的小憩也不放过。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学员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甚至砖头、石块就是学员们的桌椅。一个电码练习器成了当时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刘寅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地点向学员们手把手地传授报务、机务知识。

在这批少男少女的心目中，虽然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条件是简陋的，但精神生活却是饱满的，课余生活是愉快的，唱歌跳舞无所不能。他们童心未眠，时不时来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人人发萌得可爱。个个像破土而出的新苗，充满无限生机，在这片大地上茁壮成长，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而今天西安、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桂林、杭州的电子工业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自动化指挥学院、信息工程大学、国防信息学院以及全国军地众多有关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邮电技术等高等院校的同学们，可曾想到，他们的先辈是在如此简陋、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学习、锻炼、成才的！

开班后的第三天，学员们集合在山坡上一片竹林旁边。学员们刚刚集合完毕，毛泽东总政委就来了。刘寅感到有些奇怪，怎么总政委既没有拿书本，也没有拿讲义呢？总政委从容地走到队伍前面，问李建华：“小鬼，学无线电困难吗？”这个只有14岁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害羞，爽爽朗朗地回答说：“困难是有，不过能学会。”总政委对这种乐观主义情绪非常赞许，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他又问了几个学员，愿意不愿意做无线电工作？懂得不懂得无线电工作的重要性？学员答对了，总政委就点点头；答错了的，他不仅不责备，反而进一步启发，直到这个学员答得八九不离十才作罢。问过几个人之后，他便拉家常似地讲开了。讲的都是无线电工作对红军作战的重要性。他的讲课像讲故事一样，非常有趣，不时引起大家发自内心的阵阵笑声。他号召大家不要怕困难，要克服困难，学好技术。顶多有一个小时，总政委就宣布下课了。

对这种上课方法，刘寅当时只感到很新鲜、有趣，直到以后才从学员们那高涨的学习热情中，真正懂得了总政委的话语已深深地印在了学员们的心坎上。

作为训练班教员的刘寅，不仅在思想上收获良多，面对这些学员，在教学方法上也获益匪浅。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训练班看望大家，王诤、刘寅和学员们都围拢了过来。毛泽东说：总司令跟我讲，电台是他指挥作战的心肝宝贝。我说这个电台简直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打了很多仗，深感红军的通信联络太原始了。没有电台，就好像缺少鲁班石一样。有学员不解地问：什么是鲁班石？

毛泽东笑着说：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找来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凿石，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辛辛苦苦地干了好一些日子，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块嵌进去。于是石匠们四处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座山，蹚过了多少条河，在一位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一块垫着捶草用的石头顶好，搬去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鲁班师傅一次路过此地，量量桥身，又看看准备的石料，发现就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坚硬的嵌石，于是就悄悄地按尺码凿好，留下便走了。从此人们就把这桥上的嵌石叫做“鲁班石”。

毛泽东停了一停，又接着说：红军气势汹涌澎湃，这里有火种，那里有火种，一块一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把它们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就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战士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之后不久，因开始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训练班即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先后迁往黄陂、青塘、东固坳上等地，形成转移流动中办学的局面。

训练班学习期限为4个月，培养出红军第一批报务员、机务员17人，个个都正式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人数虽然不多，但无论是对于中央苏区还是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来说，终究是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稀缺人才。在毕业后的日子里，他们中有的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成长为各路红军通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也曾参加过短期的培训学习。

送走了第一期学员后，紧接着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于6月底在江西省南丰县康都村举办，后转移至兴国等地，11月初结业。参加第二期培训的有：学员兼班长李白，学员欧阳枫、郑执中、邹毕兆、刘子玉、罗舜初、林永桂、邓国钧、林辉士、周天风、陈志东等20余人。这一期编成一个报务班，一个机务班。机务班的学员个个身强力壮，学习卖力。他们把学习同电台上的值班以及机件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较少，但对于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学得十分仔细。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

学员们对教员刘寅十分敬慕。学员们看到，他的专业技术熟练，收发报技术高超，1分钟能抄收或拍发英文150个字、中文130个字以上，而且点画清楚，间隔均匀，无不赞誉他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收发报能手。由于学员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上过几年学，虽然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是学习起来困难仍然不少。多亏刘寅因人施教，非常耐心，尤其对一时跟不上进度的学员不嫌不弃，多方鼓励，从不发火，直至手把手地帮助练习收发报技能，终于使全体学员都能如期完成学习任务。在学员们眼里，刘寅是个处处为人师表的优秀老师。物质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刘寅能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工作，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套上个小竹管继续使用；抄报纸写了擦、擦了写，一直用到正反两面擦烂了为止。这些更引起学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此后，经逐步扩大学员名额，1932年1月，无线电训练队扩建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校址设在瑞金洋溪镇。1933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曾三任政委，校址在江西省瑞金坪山岗村。这是我军最早的通信学校。经过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人员一批批地输送到各个部队，使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从此，红一方面军的军以上单位都配备了电台和报务人员。

1931年6月，为应急需，红一方面军在于都组建了通信材料厂，涂作潮任厂长，朱邦英为政委，有效地解决了通信装备的检修问题。红军的这个建制，在长征开始后不复存在，但电台的维修工作并未中断，并在延安时期得到发扬光大。这是后话。

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红一方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7期（第1～3期，刘寅任专职教员；第4～5期，刘寅从事通信工作，兼做教员），先后培养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刘寅为培养这些通信人才倾注了全力。这些人在日后的征战中，有的牺牲了，有的病故了，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们则历练成长为人民军队通信兵、技侦兵的高级指挥员以及新中国电子、邮电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党政领导干部。

至此，红军通信队伍的构成日渐清晰。在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二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如王诤、刘寅等；三是从红军中选调的年轻优秀的党团员自己培养的，如胡立教、曹丹辉、李建华、李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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