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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1页）

“今之宜，安居所也。上古共产均富，所出之瘠也，故俎肉匀之。其义或祭祀也。此为一宜，二宜也……”又传下去一个宜字，这一回在原来的宜字上又加了一把刀字。继续念道：“是故多有钟鼎，曰宜太牢，宜一宰云也。”

这个宜不仅是割肉，还是杀牛杀羊，甚至杀人的。

甲骨文现在无人考，可钟鼎文有人研究，验证并不难。

想要推翻郑朗的话，除非从甲骨文或者金文（也就是钟鼎文）上找出另一个义字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找出来，中庸上义者，宜也又如何解释，难道说孔夫子说错啦？

但承认了郑朗说的对，那么有可能整个儒学都要推翻重写。

这才是刘处不能言的地方。

现在对甲骨文与金文考证还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后来董仲舒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将义曲解，这一曲解，又导致了后人曲解。

两个宜字传下去后，全场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落在地上，都有可能听到。

冯元记录的手都开始略略颤抖起来，一旦今天让这小子说法成立，以后儒学怎么办？

“义所出者，是于战国中期也。先以仪为宜也，仪行者，义行也，容烈血之威威含嘉彰，始代于仪。墨子又曰，义耳义耳，焉用言至哉，义者，利也，君子不耻！孟子则不然，曰，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礼记》曰，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夫子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屈。此义，非乃墨家兼爱者，善有赏，恶有罚，道德辅之，王化之道也，故则民莫敢不屈，否之，何屈乎？故君子以直报恶，何谓直，义也、理也、德也。”

这样说，就将仁义讲清楚了。不是墨家那种滥老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打了我，我先与你讲道理，还不行，再报之德，再不行，大家PK吧。但要反击得光明正大，伐正义之师。

治国也是如此，以道德化之为主，辅以奖罚，这才是孔夫子没有讲出来的话。

是不是如此呢？不好说，其实孔子这个义说得很模糊，也许意识到了，丢了许多话尾巴，但没有认真去解释，倒是孟子说得比较清楚。也仅仅是比较二字，还没有郑朗今天说得清楚，直接来一个定位。

可同样不能否认，郑朗这些话都是从孔孟的言论当中延伸出来的，细思之，确实有此意。

“仁者，乃侧隐之心，义者，乃羞恶之心。故仁者，乃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是故《逸周书·本典》云，能收民狱者，义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荀子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礼记》又曰，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是故庄子取之，云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此乃儒家仁义也。”

这里的义不仅仅是与仁的对立羞恶心，还是一种刑罚，甚至刑杀！

但不是郑朗说的，也不是从甲骨文中考来的宜、仪、义，是周朝礼官说的，孔子说的，荀子说的，孟子说的，庄子说的。

随便搬出那一个出来，都将下面这群人活活给砸死。

“法家苛刻，以惩治民，故秦亡于二世也。道家消积，追求飘缈，故寻于神仙之道也。墨家迂阔，亡哉，久矣。唯儒家仁义之道，长存于天地之间，奉为国家宗教也。”

也就是法家太苛刻了，不是治国之道，只能被统治者借鉴，道家太消积了，只有用它来修练神仙的法门，但这是好话还是歹话呢？墨家根本不可取，所以很早就消失不用了。只有儒家才是治国的法门所在，也是国家之道的宗教。

“圣人义，何曲解此？董仲舒也。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义，以义正我，故仁义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为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

这一段话是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在这里，他将义抽象成“人与我”的关系，更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而抹杀了义原来与仁的对立性，与刑杀刑罚的性质。

自此以后，仁义变了味！

“董儒曲之，国者困之罚，无仁义用也，于以法家里，儒家表，一误千年，诚为可恨也。”

正是因为董仲舒的错识，仁义是好的，爱人嘛，但仅靠爱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只好用法家的一些理论，作为国家的里子，辅以儒家的道德治国。何必如此，事实儒家也没有反对刑罚，但比法家更进步一些，以道德爱人化人为主，以“义”为节，这才是儒家的王道。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统治者还不是这个政策？

但这样一讲，就能更清晰一些，并且明确了治、爱、化为本，义为辅的开明政治，同时也不需要羞答答的以法家为耻，不好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