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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30]见《宋史&iddot;陈升之传》。

[3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卷末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又见《宋史&iddot;吕惠卿传》。

[3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参看《宋史&iddot;吕惠卿传》。

[3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

司马光出走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ldo;崇政殿说书&rdo;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35]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36]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3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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