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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ldo;愤怒青年&rdo;，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杰士上书汇录》记载，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ldo;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rdo;，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ldo;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rdo;。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ldo;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rdo;。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ldo;痛自洗涮&rdo;、&ldo;坚持到底&rdo;，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萧功秦于《危机中的变革》谈到，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ldo;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rdo;，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ldo;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rdo;。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103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变法之势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这些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各方面的革新，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ldo;毕其功于一役&rdo;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ldo;行&rdo;。&ldo;戊戌变法&rdo;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ldo;自强&rdo;、&ldo;自立&rdo;起来。《康有为政论集》中记载了康有为当时的看法：&ldo;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rdo;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ldo;富强而驾万国&rdo;。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ldo;改革&rdo;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ldo;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rdo;。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按照《梁启超文集》中梁任公的话说，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ldo;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rdo;。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ldo;维新变法&rdo;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ldo;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rdo;。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戊戌六君子遗集》记载，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ldo;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rdo;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ldo;鲁莽灭裂&rdo;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ldo;西学&rdo;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ldo;旧式&rdo;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ldo;道&rdo;决定的，这个&ldo;道&rdo;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ldo;道&rdo;，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ldo;道&rdo;当然就是&ldo;孔孟之道&rdo;。而甲午战争之后，&ldo;西法&rdo;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ldo;道&rdo;。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ldo;道&rdo;，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ldo;道&rdo;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ldo;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rdo;。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ldo;世俗理性&rdo;，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ldo;一揽子&rdo;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ldo;大变&rdo;、&ldo;快变&rdo;、&ldo;全变&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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