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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按照工作计划，我们要乘坐新干线从京都赶往东京采访的是日本作家村上龙先生。

日本东京的新宿区，是一个时尚和潮流聚集的地区。按理说，这个地方很难跟&ldo;作家&rdo;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采访的日本著名的作家‐‐村上龙，恰恰就把采访的地点约在了这里。村上龙今年55岁，日本小说家、电影导演。1952年2月生于长崎县佐世保市，1972年就读于武藏野美术大学。197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说叫《近似无限透明的蓝》，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的开端，获第75届芥川奖，销量高达几百万册，是1976年最畅销的书之一。此后又出版了随笔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恋爱永远是未知的》等一系列作品。2004年村上龙忽然离开熟悉的写作领域，推出了一本被称为&ldo;全新概念投资与人生的教科书&rdo;‐‐《到山上挣钱去：投资铁律11条》这样一本非常专业的关于投资的图书。该书借助对日本经典的11个寓言故事新编，阐说投资的11条铁律。这本书不仅内容新奇有趣，而且漫画和版式都个性十足，好看又好玩，出版不到两个月即一版再版，30万册转眼告罄。他也成为了日本国民心目当中两个著名的村上作家：一个是村上春树，一个就是村上龙。他不只把兴趣投入到文字里，他还爱好财经、美食、上电视、拍电影、听音乐，我们想了解，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在日本如何当一个作家，或者是在一个作家的眼中，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村上龙既是作家、电影编剧、导演，同时还是音乐人，还有经济学博士，他出的书有非常专业的经济方面的书，因此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更合适。作家?编剧导演?音乐人?还是经济学家?

对此村上龙认为：&ldo;其实把我称作什么无所谓，但是我活动的最中心还是写作。从1976年算起，一直到现在，30多年。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写小说，因为要写小说的话，必须精力特别集中。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也很辛苦，所以说我并不是很喜欢，但也谈不上是厌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无论我怎么写，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我，所以我才坚持写下去。&rdo;

一个作家写作的动力竟然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自己，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使我们不禁又要问他作家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村上龙坦言：&ldo;我没有过多的去考虑要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让它变得更好，即使我有这种想法，我也不会去想改变整个社会。在近代化或者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国家的整体是有一个希望，当这个希望达成以后，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没有了。像现代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因为他们有一个国家的希望，所以人们才能够团结一致。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希望就没有了。但是，孩子们是需要有自己的希望的，当个人有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才能够生活得有意义。我想通过我的小说向人们表达这些意思，但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rdo;

村上龙先生曾经借助他书中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希望。表达了对经历了近代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日本社会中，自杀现象增多、生活没有目标等深层次问题的忧思。因此一个作家不仅是辛苦的而且是痛苦的。

&ldo;一个作家经常要看到别人的痛苦，甚至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痛苦。&rdo;这个痛苦还表现为有时不被人理解。

&ldo;我觉得是由于我这个人比较讨厌&lso;大多数&rso;这个词，我是比较喜欢少数的，哪怕真理在大多数人手上，我也是比较偏向于少数群体，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为了一少部分人，为了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弱者所创作的。我觉得一个文学家或者是小说家的立场，应该站在少部分人一边。&rdo;

因为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们认为应该谈谈中国的吃，便问村上先生去广州会不会对吃的印象特别深?

村上龙：我只为少数人写作（2）

&ldo;我对广州感到非常的吃惊。以前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叫吃在广州，我觉得广州应该有很多的美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原来认为，你到了广州就应该明白吃的文化，但是我头一次看到一个城市能够为吃这件事付出这么大的精力。&rdo;

&ldo;说到中国，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去的上海，上海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强烈，那里与我小时候从课本当中学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上海也许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是当时我还是很吃惊。我的妻子学习中文，也练太极拳，一开始是她带着我去上海的。我的妻子她也很喜欢喝普洱茶，我们也去昆明买了普洱茶，我们也很喜欢中药，上海那里有一个批发中药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到那里去。至于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是即使对面是红灯，人们也会过马路，感到很不可思议。&rdo;

栗原小卷：与表演艺术的一世姻缘（1）

一个下午，我们采访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电影演员栗原小卷。

35岁以上的中国影迷会非常熟悉她的名字，20世纪在七八十年代《望乡》和《生死恋》这两部电影让栗原小卷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一张面孔。

当我们面对栗原小卷时突然觉得自己这是在日本吗?仿佛是在采访一个特别熟悉的中国的演员一样。我们不知道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也像在国内一样。

1978年的秋天，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故事讲述的是女学者三谷圭子为研究卖身海外的日本妓女的历史，与当年的南洋姐阿崎婆相遇。圭子的真诚打动了阿崎婆，这位孤苦无依的老人，向她道出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屈辱遭遇。影片中女学者三谷圭子的扮演者就是栗原小卷。她青春靓丽的形象，温婉高雅的举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引起巨大轰动，栗原小卷也因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979年栗原小卷应邀来到中国，受到了影迷们的热情欢迎。1979年由栗原小卷主演的电影《生死恋》在中国上映后立即风靡全国，掀起了一股&ldo;栗原小卷热&rdo;，她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将近30年过去了，有的人仍然能背出这部影片中的经典对白，有的人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电影海报。

&ldo;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去特别关注它。后来人们跟我说这两部电影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我才知道。特别是巴金老师以及谢晋导演看了《望乡》以后，他们说能够从这部电影当中看到日本人的善良之处。到现在为止这句话对我来说都很重要，给了我很多的勇气。所以那次中国之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望乡》这部电影中所饰演的是一位研究女性史的作家，她将一些已经被忘却的记忆展示在她的作品中，她以一种温和的口吻向世人讲述，在亚洲以及日本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受到了伤害。我想中国的人们都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内涵。&rdo;

&ldo;我觉得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它能够跨越国境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能够分享感动，产生共鸣，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艺术。在我刚开始拍摄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能够带给我这么多的感动，我觉得我能参与拍摄，《望乡》这部作品，我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电影应该可以分为三种：艺术电影、反映社会题材的电影和娱乐电影。我能够参加《望乡》与《生死恋》这两部电影的演出，我想对摄制组的同仁们表示感谢。&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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