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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咸宜多元并存的养生方法（第1页）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实践方法。

由宋至清是中国养生方法演进的重要阶段。宋代，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转而引释、道入儒，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当时的理学家认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为了穷究此“理”，理学家们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总原则，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尽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静坐”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静坐”穷理的实践过程中，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诗作，如《何处是仙乡》中，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何处是仙乡？仙人不离房。眼前无冗长，心下有清凉。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若能安得分，都胜别思量”。

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份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

继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世称西山先生，更为注重养生，认为“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编为《卫生歌》一篇。《卫生歌》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当他们“通则兼济天下”之时，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而一旦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之际，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王维、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能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o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o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表达方式通俗易懂；养生方法多元并存。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祛病延年。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中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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