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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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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

季羡林，通英、法、德文，知梵语，懂吐火罗文，研究和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我们吃的甜蜜蜜的糖，他都能写上厚厚两大本《糖史》，用现在的话讲是“大牛”。更牛的是他的这段话：“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统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第126页，华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年年月月都中奖，宙斯的儿子也没这个好机遇啊。尽管晚年有多顶“大师”的高帽子套在头上，但季羡林不是个狂妄之人，写文章也老老实实，“从来没有名落孙山”，这是超级卖乖和顶级自豪啊。自然，说这话得有底气，不过，看看人家的高考，百分之两百的学霸派头。其他同学都报了七八所学校，广种薄收，多打几只兔子不愁吃，可季羡林仅报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这是飞蛾赴火的决心，是百万军中非取上将首级不可的勇气。最让你眩晕的是，这个来自山东的愣小子，两所学校都考取了。

别以为当年考大学是件容易事儿，北大的考题让季羡林记了一辈子：

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季羡林：《我眼中的张中行》，同前，第113页）

小季同志牛气的是，费了这么一大把劲儿考上的北大，最后他没有去，而是选择了清华，因为清华留洋更方便。十六年后，再回北大干脆直接当教授。推荐人是更为可怕的陈寅恪大师，关系真硬啊。季羡林在回忆录中说，到北大报到后不到十天，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他，他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这么快由副教授提升正教授，可以上吉尼斯纪录了。——这个细节，他的记忆有所偏差，不是十来天，他的日记记载，是他回北大后的第二天：“我把我的论文拿给他看，谈了半天。临出门的时候，他告诉我，北大向例（其实清华也一样）新回国来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这样通知我，但现在他们想破一次例，直接请我作正教授，这可以说喜出望外。”（季羡林1946年9月22日日记，《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80页，重庆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学霸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这是现今诸位家长和学生都渴望一探究竟的问题吧。一讲到民国的作家学者，人们的想象都是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不是最后的贵族，也是没落的地主。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读书是手拿把掐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像鲁迅他们家，也算读书人家了，可是周作人说，家里的书也并不是很多。“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来说，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周作人：《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1—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季羡林家就更不用说了，是山东最穷的县最穷的村里最穷的那一家。“文革”期间，有人两次到他们村外调季羡林的材料，企图把他打成“地主”出身，结果村里人跟调查者说：要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怕是该村第一个诉苦者，他们家，连贫农都不够格儿。“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季羡林：《我的童年》，《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5页，华艺出版社2008年5月版）季羡林六岁时，被送到济南叔叔家寄居，因为两家仅有一个男孩，父亲和叔叔还指望他光大门楣。叔叔一没资本，二无靠山，在济南赤手打天下，也只是刚站稳脚跟、温饱无忧而已。他的负担也不轻，要供着季羡林读书，还要接济在乡下的哥哥。门第、名分，无非是一块招牌嘛，挂在那里好看，可非把它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未免夸大疗效。

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弄得很多家长焦灼不安，恨不得孩子刚出生就能落地跑。可是，季羡林的基础教育，也并不是领跑别人两百米。初到济南，他读的是山东一师附小，新式学校，应当还不错。国文教材是白话文，有一篇课文叫《阿拉伯的骆驼》，应当是《伊索寓言》中的故事，讲一个得寸进尺的骆驼把主人挤出帐篷的故事。故事是以骆驼与主人的对话展开的，季羡林看得津津有味。想不到，叔叔有一天翻看他的课本，一看这个故事，不禁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让一个小学生说服一个这样的大人，太高难，叔叔认为这个学校简直误人子弟，浪费劳动人民血汗钱：“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季羡林：《我的童年》，同前，第7—8页）于是，九岁的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这所学校的校训是四个大字——循规蹈矩。季羡林可没有按照这个校训生活，他不喜欢念正课，对付对付了事，却喜欢看课外书，尤其是各类小说，《彭公案》《施公案》《说唐》《封神榜》等等。考试成绩倒不算坏，念了三年，考了六次试，基本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到初中，他读的是正谊中学，这是济南的三流学校，民间有“破正谊”“烂育英”之说。为什么上这样的中学呢？他说自己的成绩根本没有勇气报一师那样的好中学。在这个学校里，成绩跟小学里差不多，“我当时并不喜欢念书。我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我对蛤蟆和虾的兴趣。”（季羡林：《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前，第37页）如果是这样念下去，估计单挑北大、清华的学霸是不会出现的，大明湖畔捉蛤蟆能手倒有一个。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出身和起跑线在哪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有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也不见得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自我的内在觉醒和转变，是造就人的最大的动力，季羡林的求学之路就是最好的例子。1926年，他考入位于济南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也开始了他人生的重要转变。他开始喜欢买书，也爱上英文。一件偶然的事更让季羡林的学习观发生化学变化：当时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是清光绪年间的状元，也是位书法家，名气很大。高中既然附设在山大之下，自然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第一学年结束时，状元公要表彰学生，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还须达到或超过95分，奖品是状元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状元大人的字已经很值钱了，更何况这份荣誉比钱更诱人。一年级共六个班，班班都有第一名，难得的是季羡林是唯一一个平均分超过95分的人，他是97分，也就是说，整个一年级仅仅奖励他一个人，这个脸露得该有多大啊。扇面上，状元录了前人的一首诗，那副对联俨如诺贝尔奖授奖词：

羡林老弟雅詧：

才华舒展临风锦，

意气昂藏出岫云。

王寿彭

这是一个六十岁的老状元对十六岁的“老弟”鼓励和赞誉，可以想象，它可比鸡血厉害多了。季羡林后来说，从此虚荣心也好，荣誉感也罢，发烧般直线上升。首先他坚决不能再做坏学生了，否则多丢人。其次，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出岫云”，不再是条虫，要当条龙了。过去连好中学都没有信心报考，这次是非北大、清华不去！学霸就是这么炼成的，信不信由你。

这位学霸，做人也霸气。不要误会，这个“霸气”不是咋咋呼呼盛气凌人的那种霸气，而是能够本色出演“自我”。张中行就赞扬过季羡林，留过洋，懂好几种外语，却从不穿西装，“一身旧中山装，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张中行：《季羡林》，《负暄三话》第19页，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这么穿行于燕园，一不留神就被人当作传达室老大爷。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报到，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另有事要办，恰遇季羡林，一看是标准传达室老大爷，便招呼他帮忙：“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季羡林说：“好。”便老老实实完成革命任务。那个新生直到开学仪式时才发现，这个大爷竟然是坐在台上的他们北大的副校长。

2016年1月8日晚于吴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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