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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4页）

日本有个“笑节”，每年十月十日，高博城的人或脸上涂成红白相间的条纹，或戴上面具，疯笑，狂笑，直笑得满地打滚，直笑得怒气全消。据报纸发表的统计资料，在一年36天里，中国有37个节日，为什么不再增加一个“烦恼节”？让大家公开地淋漓尽致地烦恼一回，看看会怎样。

关于“牢骚”的牢骚

一串尖刺刺的数字抽打着我的眼睛、轰击着我的耳鼓：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

非洲的穷地是什么样子？

闭关自守又怀着相当强烈的优越感的东方文明，曾把那块地方想象成赤野千里，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衣不蔽体。

现代阿Q的子孙们，无论如何不情愿拿自己的生活跟非洲的穷人相比。眼睁你有繁华的城市，拥挤的商场，眼花缭乱的商品。如果你活得比他们好，这说明还有许多中国人活得不如人家。

“一九六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〇年时超过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我们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知识分子在惊呼：中国有被开除地球籍的危险！

群众也有这种忧虑吗？警觉和敏锐-中国知攀识分子的最可贵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嘛！

然而，警觉和敏锐以及反映这警觉和敏锐的理论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利”，被悬在半空，上不着天一一天上没有思维，下不沾地一地上没有兴趣关心理论。不是理论的尴尬和悲哀吗？

不是现实对理论做出修正。

而是群众的厌烦情绪和中国人天陚的沉默，把理论“晾”在一边。时间长了，任何立意鸣高的警言也会变成肤浅的聒噪。

老是一度春秋，一番花谢，一副惆怅！

普遍的麻木一一肯定是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活着胜于自信。思想疲惫造成理论的疲软。

理论不能预见自己行动的最终结果。

模糊了理论和牢骚的界限。牢骚人皆有之，好主意谁也拿不出。

前几天有朋友来讲了个令人笑不出的笑话：

七、八位中国当代风头正健的作家，在一个西方国家的讲台上严肃深刻地当然也不失机智地嘲讽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得到都能理解的那些弊端，据说在外国人面前掩丑护短是愚蠢的。到会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一位华侨站起来提问：

“你们发牢骚发了十几年了，从国内发到了国外。请问你们自己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这个华侨被嘘出了会场。

“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留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一一我记得这是恩格斯的话。

当代人以舌言者多，以行言者少，更缺乏那种胜于擂鼓的不言之言。牢骚、浮躁，是另一种麻木。

理论也多“曲思于细者必忘其大，锐精于近者必略于远”，失去深刻广大的凝聚民众的力量。理论应荡涤人们心头的大雾。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疾病。美国的骄傲自满。日本的富而不乐，野心勃勃。

我们十几年前就结束了那种亿万人的生活像一台留声机、千篇一律地重复一种声音的生活。精神产品林林总总，物质产品花样翻新。为什么人的精神上反而像得了厌食症？心灵空漠，精气神涣散，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坚信不移的东西了！

社会没有神儿，经济没有神儿，文化没有神儿，政治没有神儿，活着没有神儿……中医学又信奉神衰则病，神散则亡。万物生于神、养于神，神聚则强，神王则昌。

因此，经济主义如火燎毛；却又摸不着经济漩涡深处的底蕴！一方面没有钱，一方面票子又很多。贫穷的国度变成钱的世界，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一切，没有钱寸步难行。

都想做消费的骄子，不愿承担创造的使命。只剩下一个花花绿绿的时髦一一如同轻浮的变化无常的女人。我们把自己押到金钱上，同时又是世界经济竞赛品迟到者。我惊奇，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在世界范围内卷起一股“新思维”的旋风？

我们似乎还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那些与自己似乎不沾边的全人类的价值、人类的生存、战争与和平、不同的社会制度怎样相处等等问题。我们关心什么呢？理论能否冲破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上形成“热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一是中国一句至理名言。忧患而不生，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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