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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左右史（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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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左右史

《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疏》：“《春秋》是动作之事，故以《春秋》当左史所书。左阳，阳主动，故记动。《尚书》记言语之事，故以《尚书》当右史所书。右是阴，阴主静故也。《周礼》有五史：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无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又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按《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所掌，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是以《酒诰》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此论正法。若其有阙，则得交相摄代。故《洛诰》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传》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阙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阙，则内史亦摄之。按《觐礼》赐诸公奉箧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论正法。若《春秋》之时，则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谓魏庄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艺文志》及《六艺论》云：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与此正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左氏序疏》亦曰：“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后汉书·荀淑传》：孙悦，奏所著《申鉴》曰：“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艺文志》同。案《周书·史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下文历述皮氏、华氏等所以亡，盖皆《春秋》之记。此左史记动，《春秋》为其书之征。《礼记·祭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右史记言，《尚书》为其书之征也。史官之职，原出明堂，盖朝夕侍王。其后典籍日多，主其事者，出外别为一官，是为大史氏。其居中者，则别之曰内史。然亦多不别者。盖属官之所为，皆得统于其长；且列国容有不别者也。《疏》以为“相摄代”，恐非。

曷言乎史官之职，原出明堂也？案《礼运》曰：“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此所述者，盖王居明堂之礼。《大戴记·保傅》曰：“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承即所谓后史。合前后左右言之，则所谓四辅也，《内则》养老有惇史，养老亦明堂中事。皆史官原出明堂之证。

曷言乎典籍日多，掌其事者遂别居于外也？史官为典籍之府，见于古书者甚多。《左氏》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此大史盖以官为氏者。襄公二十三年，“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外史，《左氏序疏》谓以其居于外而名之，固近于凿。然亦必不在殿内。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盖典籍之司，成为专职久矣。此终古、向挚、屠黍之流，所以能载图法以出亡；见《吕氏春秋·先识览》。屠黍事亦见《说苑·权谋》，作屠余。而王子朝之败，亦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周官》大史，“大迁国，抱法以前”。所谓法者，盖所该甚广，郑《注》偏举司空营国之法以当之，固矣！

《左氏序疏》曰：“《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余；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案《酒诰》已有内史之名，知大史、内史，分立甚早。其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名者，以属官所为，皆可统于其长。齐大史既死，南史执简以往，则知掌史职者非一家；昭十五年《疏》引《世本》云：“黡生司空颉，颉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谈，谈生秦。”以其官名观之，自颉以下，盖无复司典籍者，而辛有之后董之。盖世官之制渐替，主一事者，多非一氏矣。辛有，见僖二十二年。杜《注》云：“董狐其后。”董狐见宣二年，上距平王东迁百六十余年矣，则辛有之二子世其官亦百有余年。季氏专召外史之掌恶臣，则知一家之中，尚有分曹治事者；典籍繁而故事众，势固不得不然也。《王制》曰：“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以《周官》之文稽之，奉讳恶当属小史，而《王制》并属诸大史，亦以属官所为，统于其长也。华龙、礼孔之自称，诸侯命臣之称大史，盖亦如此。正不必凿言诸侯兼官无内史也。又《左氏》所载公孙黑等事，正大史执简记之证，云不知《春秋》定自何史，亦似非。

《左序疏》又曰：“《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案《周官》六国时书，不能以说古制。疏家附会，殊不足信。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盖其所主，实与戎夫相类，正见其一脉相承也。

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班、郑说同。《玉藻疏》云：“《春秋》虽有言，因动而言，其言少也。《尚书》虽有动，因言而称动，亦动为少也。”案《春秋》文体，见于《公羊》庄公七年及《礼记·坊记》者，皆与今《春秋》同。盖孔子修《春秋》，虽别有其义，而其文字体裁，一仍旧贯，所谓其文则史也。《四库书目提要》云：“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可为因仍旧贯之证。又云：“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则非《春秋》文体之朔，盖其初必如今之《春秋》者，乃谓之《春秋》；其后则凡记事之书，皆以《春秋》名之耳。《左氏》本非《春秋》之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为《左氏春秋》。吕不韦之书，多记前人行事，国家典故；今所谓《晏子春秋》者，专记晏子言行，亦皆以《春秋》名，正以此也。然则《春秋》之朔，似不容兼有记言之文。《疏》云“因动而言”，似未审谛。至谓《尚书》因言称动，而动为少，说自不误。盖记事之史，体至简严，而记言者不容不略著其事，以明其言之所由发，亦自古已然也。

《曲礼》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宰等官，必不容略无僚属，大史何独不然。此亦诸史当属大史，而古书所述大史之职，不必皆其所躬亲之一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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