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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第十章 短期情绪的长期效应 为什么我们常常感情用事（第3页）

如果说我们在早先的实验中发挥作用的是单纯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那么你早先作为接收人时的原有情绪，在当前方式的实验中就不会对你作为发送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为什么？你作为发送人，无法单纯依赖“照葫芦画瓢”的决策方式行事。说到底，你过去从来没有当过发送人，因此你在面对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时，要做的也是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决定。

另一方面，如果起作用的是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你处在愤怒状态下，你就可能会这样想：“我原来是接收人，当时很生气，我拒绝7.5∶2.5的分配提议是因为它不公平。”（换句话说，你错误地把拒绝提议的原因归结为它本身的不公平，而不是因为你当时处在愤怒情绪下。）“现在轮到我当发送人，”你会继续想，“对方可能和我一样，也可能拒绝接受不公平的提议，那么我给他发送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提议——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能接受的。”

与此不同，如果你当时看的是《六人行》片段，由此你接受了对方不公平的提议（同样，当你把原因归结为提议本身，而不是影片片段）。作为发送人，你可能会这样想：“我接受7.5美元的分配提议，是因为我觉得它还可以，现在对方应该和我一样，我这样分配，他也会接受，因此我还是照7.5∶2.5的比例来分。”这就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机制的一个例子。回忆你的行为，把它归纳到更广义的原则上，然后顺着同一条道走下去。你甚至还会以为对方会和你同样行事。

实验的结果更倾向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最初的情绪会长时间地发生影响，即使角色调换了也是如此。“愤怒”一组的发送人往往会较多地发出更公平的分配建议，而“高兴”一组的发送人发出的提议则以不公平分配居多。

实验的结果告诉我，情绪对于决策具体影响的背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如果只是单纯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发生作用，那么它的影响就会仅限于我们重复做出的那一类决策。但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的影响表明，我们在短暂情绪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能够影响到相关选择，以及其他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新的环境，那么做出的决策有可能就会产生自我羊群效应，就需要特别谨慎，尽量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立即做出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当时发生的事情，还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关系一系列的有关决策。

不要跨越他

我们在实验中力图寻找性别方面的不同，但几乎没有发现。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在决策问题上不存在性别差异。我猜测最基本类型的决策（在我研究过的有关决策的案例中），性别的影响不大。不过，我确实认为，当我们研究的决策类型越来越复杂时，就会观察到性别的差异。

例如，我们把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变得更加复杂，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不公平分配提议反应的方式上，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别。

假想你在游戏中是接收人，收到了一个16∶4的不公平分配提议。与其他游戏一样，你可以接受提议得到4美元；或者拒绝接受，然后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过，除了这两种选择外，你还可以从下面两种解决方式中选择一种：

（1）你可以选择3∶3的分配方案，就是说你们得到的比原来都少，但是发送人的损失更多（原来的分配比例是16∶4，你放弃了1美元，而对方损失了13美元）。而且，你接受了3∶3的解决办法，还可以教训对方应该公平处事。

（2）你可以接受3∶0的解决方案，就是你拿到3美元，对方受到惩罚，一分也拿不到——让对方感受一下“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后果。

我们在性别差异方面又有什么发现呢？总的来说，男人无论在愤怒，还是高兴的状态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提议的比率都比女人高50%。我们在观察替代解决方案（3∶3或3∶0的两种分配比例）的情况时，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参与者在高兴的状态下，情况没有变化；女性接受3∶3方案的概率略高，在选择3∶0报复方案的人中，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那些观看过《情系屋檐下》并写过自己生活中类似经历的参与者中，情况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处于愤怒状态下，女性倾向于选择3∶3方案，而多数男性则倾向于选择3∶0的报复方案。

总的来看，这些结果显示，女性从一开始就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提议，但她们的动机比较正面。女性选择3∶3方案的比选择3∶0方案的人数多，说明女性在生气的状态下仍然非常看重平等与公正的重要性。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推导出，她们大致是想对对方说：“双方都拿到同样多的钱，难道不是更好吗？”相比之下，盛怒之下的男性选择3∶0方案的比选择3∶3的人数多——他们想说的大概是“去你的”。

你能划独木舟吗？

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学到了些什么？事实表明，情绪很容易影响决策，即使情绪与决策本身毫不相干。我们还学习到情绪的影响比它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且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决定。

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做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发生在我们进行同样的决策时，在做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

要记住，影片片段对情绪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是人为制造的。观看电影里愤怒的建筑师，根本无法与现实中和配偶或孩子争吵，或者老板的斥责，还有因超速被警察拦下这些事情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感到恼火或者厌烦（或者高兴）时做出的日常决策，对我们未来的决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爱情关系最充分地展示出情绪层叠的危险（尽管教训普遍适用于各种关系）。夫妻二人试图解决问题——不论是讨论（或者争吵）金钱、孩子问题，还是晚饭吃什么，他们不仅是在讨论问题本身，他们还同时在形成一套行为功能，这套行为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决定他们互动的方式。

当各种情绪，即使与讨论内容毫不相干，也会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讨论过程，这足以改变沟通模式——不仅在短期内，即我们当时的感受，而且从长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些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举个例子，妻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过得都很不痛快，晚上回到家后她的情绪糟透了。家里乱七八糟，她和丈夫都感到饥肠辘辘。她一进家门，坐在电视机旁边的丈夫就迎面问道：“你回家的路上就不知道顺便买点儿晚饭带回来吗？”

她几乎忍受不住了，不自觉就提高了声音。“你看，我刚开了一天会。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给你开的购物清单吗？你忘了买卫生纸，奶酪也买错了。你让我用切达干酪怎么做帕尔玛茄子？为什么你就不能出去买晚饭呢？”事态急转直下。夫妻二人越吵越厉害，直到睡觉时，两人的心情也没有好转。后来，妻子容易发火的脾气就演变成经常的行为模式（“看，你要是早5秒钟提醒我换道，我也不至于错过这个转弯路口”），这种状况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下去。

既然完全避免有关和无关的情绪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否有办法避免夫妻关系的恶化呢？最简单的一条忠告是，选择一位不会造成这样螺旋下降的伴侣。当然，你可以寻求数以百计的选配方法，从星象学到统计学，但是我认为你只需要一条河、一只独木舟、两只桨。

我每次去划独木舟，总会看到夫妻或情人因为无意中把船弄得直打转或撞到石头上而争论不休的情景。独木舟看似容易，真正划起来却不简单，因此很容易把夫妻带到战争的边缘。我和一些夫妻一起喝酒或者去他们家吃饭时，很少遇到他们发生争论，这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尽量要做到举止得体。（说到底，难道两口子在划船时就不想举止得体吗？）我认为，这与人们有关平日正常活动的既成行为模式有关（当着生人在饭桌上激烈争论，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绝对禁止的）。

但是一到了河面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没有现成的规则，河水流速及流向无法预测，独木舟一会儿漂流，一会儿打转，很难预见和控制（生活也是一样，充满着意外的压力和障碍）。前后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如果你想使用专用术语，那就是船首与船尾）。在这种环境下，倒是有充足的机会建立和观察新鲜的行为模式。

如果你是夫妻中的一员，你认为划船的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只要船不听话，你们是否就会互相埋怨（“你难道就没看见那块礁石”），你们是否会一直吵得不可开交，弃船跳水，游到岸上，整整一个钟头谁也不理谁？或者，你们碰到了礁石，会不会一起找原因，弄清谁应该注意什么，同心协力继续前进？

这就是说，在确立长期关系之前，你们应该首先寻找一种环境，那里没有现成的社交规则，得靠你们来探索你们在其中的共同行为（例如，我认为男女双方在决定结婚之前应该先规划他们的婚礼）。还有，应该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导致关系恶化的行为方式。一旦观察到早期的警示迹象，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绕开不理想的路径。

最后的一条教训是：不管是划船时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先冷静下来，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否则，我们的决定将来一定会碰壁。最后，如果你有意和我一样计划给别人补课，一定要记住我当时是怎样做出反应的。我并不是说我以后还会这样做，不过，人一旦被情绪控制，谁能说得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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