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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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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勇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三原、华县县委委员、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第四监狱联络员等职，曾七次被捕入狱，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坚贞不屈，机智地组织监狱斗争，被誉称为“白区斗争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号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鹤龄、焦复生、高成、高乔、高子香、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等。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字焕章，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和为商店当会计。1929年秋，乔兴斌修剪枣树时，跌伤后逝世。母亲勤劳贤淑，先后生三儿一女，大儿子乔国栋，二儿子乔国桢，三儿子少亡。1934年大儿子病故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孙子抚养成人，1949年去世。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6年入本村冬书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于聪明好学，成绩最好，乔如章先生称他是个“怪才”。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三个月，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免费的民义中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9月，经王懋廷、杜嗣尧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算术考试，第一个交了白卷，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北京，持李子洲、杨明轩写的介绍信，与陕籍北大毕业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刘天章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工作。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随国民军第二军（简称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到开封国民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转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4月乔国桢赴北京向党组织汇报。

1926年春，为了培训北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青年到广州学习。乔国桢等14名陕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又从上海、黄埔军校各派一名陕西籍青年到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乔国桢聆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恩来的《政治与军事》等课程，豁然开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参观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亲眼看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学习到如何发动农民参加农会，推动大革命运动。乔国桢军事训练认真吃苦，通过实弹射击、紧急集合、野外军训，他的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表现突出。军事队长姓赵，是广东人，他的广州话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急坏了陕西学生。由于乔国桢在开封学过军事知识，当过班长、排长，对队长的示范略知一二，因而成为北方学生的翻译和小教练，促进了军训顺利进行，也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给他们上课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李立三等老师。他和杜松寿同学，专门拜访过萧楚女老师，受益匪浅。同年10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等16人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初冬，西安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

中。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从1926年4月围攻西安已7个月，

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兵分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11月28日，援军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守军内外夹击，敌军败退，西安古城解围。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移驻西安，与后成立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农民部合并，领导陕西的农民运动。

乔国桢留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还在国民联军史可轩师长办的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课，给三原的农民骨干讲农民运动的意义、组织和活动内容，也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很受欢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①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村的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②”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张振海等九人为委员，下辖五个分会。在大会上，乔国桢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措施，深受农民欢迎。他叙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发动农民评判，矛头直指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庵，揭露他从中贪污和企图给农会下马威，引导农民声讨他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派兵到三原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枪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庄里镇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队的军法处。

三原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释书，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新疆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驻军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旅长①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关押，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

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

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霸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六七百名徒手农民和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达到，贯彻县委决定，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①许权中，陕西临潼人，中共早期党员，时任旅长，1943年12月被杀害。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个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机智脱险，来到钟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钟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李维俊校长，杀害于西安北稍门。

几天后，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50多人进驻高塘。他神气十足地住进敬胜隆号，妄图打击农民武装。乔国桢前往县委送信，路经南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他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有人要他跪下，他怒目而视地说:“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口头求饶的道理!”李镇山想缓和气氛，连忙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和他见面谈一谈!决无他意。”乔国桢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信了吗?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想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过了两天就下令放了乔国桢。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乔国桢去中共洛南县特支工作，任特支宣传，并负责农运、军运工作。当时许权中旅长率部暂栖李虎臣部，被编入新编第三旅，在洛南整训。

1928年5月，李虎臣联合陕军，再次掀起反冯玉祥战争，命令许权中旅主攻潼关县城，并派兵包围西安。当时，陕西省委正筹划渭华暴动。乔国桢被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当部队激战在潼关北山时，刘志丹、唐澍接到省委命令，率部分人员赶往渭华暴动。乔国桢率一个营的兵力，急行军赶到，参加渭华起义，参加地方党组织举行的欢迎大会，在高塘镇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澎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分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乔国桢任中队长，并任中队党的书记。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派重兵围剿，唐澍、薛自爽等人牺牲，起义遭受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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