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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策动起义（第4页）

第二天，彭县起义的刘、邓、潘诸将军派人送信，邀请杨森和孙震去彭县开会议事，孙、杨都推辞不去，要董宋珩代为赴会。董与刘、邓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素知他们逆蒋亲共，如有机会去彭县听听他们的意见，对策动十六兵团起义定有帮助。

董宋珩借此机会会见了刘、邓、潘等人，并想向其询问起义的具体事项。

刘、邓、潘等对董指出：“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只有脱离蒋介石，举旗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光明大道。我们已正式通电起义了。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董宋珩去彭县后，第十六兵团各部陆续向绵竹、广汉、金堂集结。曾苏元、杨叔明也相继返回广汉。董也于16日乘车返回广汉，得知次日孙震、杨森将去成都了。

又过了一天，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在一起分析孙震与杨森去成都的动向。蒋介石对胡宗南曾有必须保全实力、撤退西昌的密令，并让地方杂牌部队掩护胡宗南嫡系部队向西撤逃。另外孙震、杨森公开宣布绥署及兵团的要务，由孙元良全权代职，也许他们二人要逃跑。董宋珩还向孙、杨详述了去彭县的情况。

这天下午，董宋衍把彭县起义的通电递给孙震后，接着说：“刘文辉、邓锡侯均望我部与其统一行动，脱离蒋介石，以保全全军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祸害。”

但一旁的杨森却一把抢过起义通电，生气地扔到地上。孙震支吾两句，也没有表态。

第二天，孙、杨前往成都，借机逃往台湾去了。

这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杨叔明同董宋衍等分析了形势，认为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向川西挺进，对成都形成了包围；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坐飞机逃往台湾和香港，部队失去了指挥，已溃不成军。第十六兵团各部已陆续到达广汉附近，孙震弃职逃走，将兵权交给孙元良，而部队官兵对孙元良又不信任。在这大好时机，正是积极策动部队起义的时候。

杨叔明将起义的事让董、曾二人与第十六兵团两军各师长与团长商议。

董、曾对第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各军、师长们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战”，死守成都，这样地方百姓和官兵必受伤亡之苦；第二条路是“走”，跟着胡宗南败退西康，而后经云南逃往国外，路途遥远，会把部队拖垮；第三条路是“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可使地方百姓和广大官兵少受磨难，这是最好的一条路。

接着，董宋衍还指出：我们多年来倍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打击，现在胡宗南仍妄图以我们作替罪羊，为其卖命当炮灰，依我之见，我们联合起来，早日投向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天的宣传教导工作，各师长都拥护起义，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请董、曾主持起义。至此，第十六兵团起义已成定局。

同一天，第十六兵团接到胡宗南“开赴成都接任城防”的电令，孙元良召集第四十一军团以上官佐传达命令，却遭到大家的反对。紧接着，胡宗南又急电第十六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沿川陕公路重叠配备，以阻止解放军向成都迫近，并掩护裴昌会第七兵团在成都集结。”

孙元良召开会议，设宴招待各军、师长，并传达命令，却没有几个人来参会，大家拒不接受胡宗南的命令。出席会议者把事先与董、曾商议好的计划说出来：“为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离开川陕大路，把部队摆在什邡、绵竹一带，视机观变。”孙元良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兵团各部向绵竹、德阳一带集结。

同时，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了解到孙元良召开会议情况后，决定加紧工作，统一行动，成立“起义指挥所”，由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董用威、杜庸组成，并通知各部随“起义指挥所”离开广汉，向什邡、绵竹转移。孙元良得知各部队向什邡移动，他心知有异。

20日清晨，孙元良派警卫部队包围了董、曾住所，可是董、曾等已于3小时前离开广汉，到什邡去了。孙元良立即又带警卫团到什邡解决问题，但各部得知后，又分别转移到北关、罗汉寺、马脚井一带，避孙元良不见，同时与邓锡侯联系，准备起义。孙元良见大势已去，在23日凌晨带领警备部队离开什邡。

21日，董宋珩等来到什邡后，立即召集各部队师、团长开会，董宋珩说明了准备起义的情况，公开介绍了地下党员杨叔明的身份，请杨讲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首领己逃奔台湾，孙元良已陷于孤立，请大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走起义的光明大道。与会师、团长们一致表示赞同。深夜，董宋珩决定立即通电宣告起义。

12月26日，董宋衍在什邡城关召集了第十六兵团6万余人，正式宣读了向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向重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等写的《起义通电》：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重庆刘司令、邓政治委员，刘先生自乾、邓先生晋康、潘先生仲三钧鉴：

衍及苏元等现率领川鄂绥靖公署所部在绵、江、什等地即时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停止反革命战争，参加人民解放工作，拥护人民政府。并遵照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刘司令员在北京所宣布之五项规定，维护公私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致力于解放大业。

谨此奉闻。

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衍、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一二四师师长蔡任、三○一师师长张则养、四十七军军长严诩、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一二七师师长袁国驯、三○二师师长张子完、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绥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亥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杨汉烈率第二十军金堂起义

12月26日，就在第十六军起义的同一天里，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兼第七十九师师长杨汉烈率军部及所属第七十九、三四九师和一个独立师共1.5万多人，在四川金堂县赵家渡举行起义。杨汉烈，四川文安人，为国民党将领杨森的次子，1939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毕业后被派任第二十军特务营中尉排长。从1941年开始，先后担任该军的团、师、军长。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第二十军奉命调往江南之芜湖、鲁港、三山街担任防务。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第二十军大部被歼，之后，国民党国防部电令杨森重建该军，于是杨森令芜湖等地逃回的第一三四师师长景嘉谟、副师长肖传伦收拾残兵败将，重建第二十军，杨汉烈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并由景嘉谟代行军长之职。但杨森意欲自兼军长，等待时机传位其子。

10月上旬，蒋介石作出“确保重庆”的部署后，决定成立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杨森任总司令。此时的杨森于重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大肆招兵买马，成立起“反共保民军”5个军，将重庆市及附近的18个县、区划入卫戍区，每县建一常备师。把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布防于重庆长江南岸，第七十九师布防于大竹、涪陵地区，扼守长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溯江而上，进逼重庆。

重庆即将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苏之受命去做杨森的争取工作。他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发起组织人之一鲜英与杨森在成都陆军学堂同学的关系，派其子鲜彦昭向杨森转达了中共地下党提出的“四项条件”，即：

第一，所属部队撤离重庆时保证不破坏山城建设，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不骚扰抢劫，保证山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

第三，不随蒋介石去台湾，率所部第二十军起义。

第四，在可能条件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受奖。

杨森在国民党连连兵败的情况下，谈了能办到和无法办到的具体情况，并答应我地下党同志待他去台湾后，由其子杨汉烈、喻孟群率部起义。

12月17日，杨森等人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临行前他派人去找其子杨汉烈，要求他在第二天上午9时前赶到驷马桥。但派出的人却没能及时找到杨汉烈。当杨汉烈得到消息再赶去时，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在一个小时以前乘机飞走了。

杨森在临行前只好留下手令：第二十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率第二十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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