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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第3页）

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体现出三个仅出现在国家危机中，而没有出现在个人危机中的因素。类似智利，而不同于芬兰的是，印度尼西亚因政治妥协的崩溃而导致政治僵局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分裂主义运动，引发了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的建立，进一步促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呼吁武装工农阶级，并导致随后军方以大屠杀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回应。同样地，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展现了非比寻常的领导者所带来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这种领导者有苏加诺，他以魅力服人，但缺点是对自己的魅力过分自信。还有苏哈托，他耐心、审慎，极富政治技巧，但缺点是制定了极为残忍的政策，对自己家人的贪污行为视而不见，而且对自己的国民缺乏信心。最后，在政治妥协崩溃引发国民间自相残杀后的和解阶段，印度尼西亚和芬兰站在了两个极端，智利则处在两者之间：在芬兰，我们看到内战之后国民迅速进行了和解；智利国民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在印度尼西亚，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审判。印度尼西亚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公开审判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印度尼西亚缺乏深厚的民主传统；智利曾在后皮诺切特时代打出“全民的智利”的口号，而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没有出现类似的时代口号；最重要的是，大屠杀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独裁持续了33年，军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权力，这点也与智利极为不同。

重游印度尼西亚

我可以根据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个国家所进行的选择性变革。苏哈托统治期间，我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了17年（1979—1996年）。在那以后，我直到2012年（苏哈托下台14年后）才再度前往印度尼西亚，并且之后又陆续回去几次。我在这些行程中遇到了许多惊喜。

第一个惊喜发生在搭乘航班的时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商业航空的运作通常是不够严谨而且危机四伏的。除了被敲诈和被索要行李附加费用外，我曾经搭乘过一架航班，只见飞机上的大型机油桶被放置在客舱里，非常不安全，乘务员在飞机起飞时仍保持站立，乘客的安全带和呕吐袋也不够（我亲眼看到有一名乘客正在呕吐，却没有呕吐袋可以提供给他）。在另一架飞往查亚普拉的大型客机上，机长和副机长打开舱门与空姐聊天，因为聊得太过专注而没有发现飞机将要进入跑道的时候离地距离太高，为了弥补过失，他们不得不让飞机急剧俯冲并急刹着陆，飞机停下来的时候距离跑道的围护沟只有20英尺。然而，到2012年时，作为印度尼西亚首屈一指的航空公司，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地区航空运营商之一。自2012年以来，每次我带着超重行李去登机，都会被带到该航空公司的行李超重办理点，以信用卡向该航空公司支付行李超重费用，并且能拿到收据。在1996年之前，我常规性地被要求向工作人员行贿；从2012年开始，再也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2012年，我在印度尼西亚沿海水域看到了一艘看上去属于军方的船只，我问身边的人那是什么，并惊讶地得知那是一艘查找非法渔船的政府巡逻船。在1996年之前，我会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巡逻船”这个词组就像是“巨大的小虾”一样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辞。我曾经习惯性地认为，印度尼西亚军方应该是被巡逻监视的对象，而不是去执行巡逻任务者。

当我在2014年着陆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的海岸上时，我很惊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大型的或者是色彩斑斓的鸟类，包括皇鸠、犀鸟、棕榈巴丹凤头鹦鹉和极乐鸟，它们过去曾是非法狩猎者的主要目标，现在却出现在海岸村落或附近。之前，这些鸟一旦出现在村子附近，要么被射杀，要么被诱捕，只有在人迹稀至的地方才能碰见。

在我刚回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听上去就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景重现。在这个新几内亚村庄里，一名印度尼西亚警察最近朝4名新几内亚人开了枪，而那个区域的行政长官贪污得厉害。这听上去并不让人惊讶，那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这一回，不同的是，那名警察和那个行政长官都上了法庭，并且都被送进了监狱，这在从前断然不会发生。

尽管这些都是进步的表现，但我们也不能夸大事实。印度尼西亚的许多老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行贿受贿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再遇到过。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还是对1965年的那场大屠杀闭口不谈：比较年轻的朋友那时还没出生，年长些的朋友虽然那时已经出生了，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保持沉默，尽管有美国同事曾告诉我，他们确实有碰到不少对这场大屠杀感兴趣的印度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始终对军队干政心怀恐惧：当一名平民政治家在2014年的大选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时，焦虑的氛围持续数月，直到大家确定这名陆军将领不会宣布这场选举作废。在2013年，一发子弹从地面射出，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上空打破了我租的直升机的挡风玻璃。后来我一直都无法确定，这发子弹是来自那些仍在为独立而战的新几内亚游击队，还是来自那些伪装成游击队开火，从而为自己的镇压行动找到借口的印度尼西亚军队。

我余下的个人观察需要更详尽的解释。在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印度尼西亚是建国历史最短、语言最多样化的一个，并且是唯一一个在一开始就面临领土分崩离析的严重危险的国家。这片曾被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前荷兰殖民地很有可能分裂成为几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就好像昔日被法国殖民的中南半岛，最终分裂成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种分裂显然是荷兰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于印度尼西亚设立不同的联邦州的意图，因为他们想要破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个初生的统一国家。

但印度尼西亚没有分崩离析。从无到有，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建立快得令人惊讶。这种认同部分是自发生成的，部分则是通过有意识的政府努力培养的。这种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是1945—1949年脱离荷兰殖民统治的革命自豪感。政府通过不断重述这段被修饰过的历史来强化这种自豪感，把它描绘成一段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抗争史，就像美国的学校反反复复地向学生讲述美国独立战争。印度尼西亚人对自己国家辽阔的领土感到自豪，并通过一首印度尼西亚民族歌曲《从沙璜到马老奇》（DariSabangsampaiMerauke）表达这种自豪感（沙璜和马老奇分别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最西端和最东端，相隔3400英里）。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另外一个基础便是被国民迅速接纳的国家语言——印度尼西亚语，这种简单易学且极为丰富的语言和另外700种当地方言相得益彰。

除了这些国家认同的深厚基础，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持续努力通过强调潘查希拉建国五大原则，并且每年在雅加达的潘查希拉纪念碑旁举行对7位将军的缅怀仪式，来强化这种国家认同。2012年再度到访印度尼西亚后，我在许多家酒店下榻过，但再也没有在哪一家酒店的大堂看到过我在1979年看到的讲述那场政变的绘画。现在，印度尼西亚人已经具备充分的国家认同，所以他们再也不需要通过误导性的方式宣扬那场政变来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访客，对我来说，这种日益深化的国家认同是我所见证的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变化之一。

插图0.1

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大火，492人丧生。正是这场大火催生了危机治疗法。

插图2.1

一张用芬兰语写的告示牌，这是一门只有芬兰人才懂的语言，也是芬兰国家认同的一大关键要素。

插图2.2

冬季战争中，芬兰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

插图2.3

维普里，当时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在1940年2月被苏联军队轰炸。

插图2.4

插图2.3中的地点数十年后的景象，曾经属于芬兰的维普里如今变成一个俄罗斯城市。

插图2.5

芬兰士兵用雪橇翻越重重雪山，他们身着白色制服，与冰雪融为一体，穿行在森林中，打击道路上的苏联纵队。

插图2.6

滑着雪橇的芬兰小分队伏击且摧毁了一支苏联机动部队。

插图2.7

芬兰儿童被疏散至瑞典，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时儿童疏散行动。

插图3.1

日本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的下台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序幕。

插图3.2

1867年，日本新任天皇继位，他主导了明治时代日本的选择性变革。

插图3.3

1871—1873年，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考察，学习西方实践。除一人外，其他使团成员的穿着打扮皆为西式风格。

插图3.4

日本佩刀武士，明治维新运动之前，他们是日本传统的私兵组织。

插图3.5

明治时代的一支日本运动队，身着西式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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