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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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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徐开垒

我国散文有优良的传统。两千年来，我们的前辈不仅为我们留下许多意境深远、清丽可诵的散文篇什，还为我们留下不少对散文这一文体的精辟见解。

清代桐城派主要散文作家刘大櫆，曾经在他的《海峰文集》中谈到为文的途径，言简意赅，似深得其中三昧。他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庄子》和《史记》都是我国古代散文领域里的杰作。但不论是“即物”，还是“即事”，说到底，不过是散文创作的方法；而“明理”与“寓情”，却是散文的核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者的思想与感情。

散文的上乘之作，有赖于思想感情与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在我国的现代散文作品里，很有一些佳构，并不输于《庄子》和《史记》。鲁迅借“野草”以喻不朽的真理，茅盾赞“白杨”以张民族的志气；这是我们时代的散文“即物以明理”的范例。而“即事以寓情”，则就有更多的名作。诸如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几乎无一不是属于这样的例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刚同志散文集《小草》，许多篇章在写法上也为前人对散文的见解，作了很好的注脚。这个集子里的第一部分作品，既写了他在南方之行，又表达了他怀恋北国之心。文字流畅，气势浩瀚，如长江大河。作者以诗人所特有的如火热情，在南方，借白云山上缠绵的白云，寄托了对革命前辈和烈士的怀念；在北方，他又以西山红叶、蓬莱仙境为题，歌唱了北京与济南的秋天。

如果说这本集子的第一部分作品是“即事以寓情”，那么第二部分的六篇散文，便是“即物以明理”的珍品。

我特别喜爱这组以“小草”“小河”“小鸟”……命名的“即物”之作。它不仅倾注了作者对这些“渺小的事物”的真挚感情，而且还反映出作者对这些东西所了解的深度。作品内容所洋溢的生活气息，说明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远远超过这个集子前一部分所描写的对游览胜境的理解。因此，这里所“即”的“物”，所“明”的“理”，给人的印象都是十分深刻的。人们将会和作者一样相信：“小草是生机旺盛的——在百花开放之前，在万木爆青之前，它已无声无息地从泥土中冒将出来，吐出一点不为人注意的春天的绿色……”人们也将会和作者一样忧郁地提出疑问：“小河离不开长江，长江离不开小河。可是，人们为什么往往赞美长江而忘掉小河呢？假如离开了小河，长江就无法去灌溉千万亩良田！有谁愿意饿着肚皮去游览长江吗？”

这样的“即物”，这样的“明理”，确实到达了散文王国里的深殿内堂。所谓“理不可以直指也”，在文学散文领域里，真理唯有通过曲笔，才显得更有光采。相反，在“即事以寓情”上，也同样要求“情不可以显出也”。“情”一旦“显出了”，就太露了，没有回昧了。“过犹不足”，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道德原则上，为人与为文的风格，原应统一。但在创作方法上来讲，我们要求热情的作家，在抒发感情的同时，更注意感情的适度蕴藏。“诗贵含蓄”，徐刚同志在诗的创作上，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成就。诗与散文的写作有许多共同之处，散文当然不要求与诗同样做到感情的绝对凝炼，但情感的抒发要善于选择途径，要善于在刘大櫆所说的“即”与“寓”上做功夫。在这一点上，我愿与徐刚同志共勉。

徐刚同志与我是忘年之交。我比徐刚同志年长二十多岁，但他的诗人的热情，一直感染着我。在实际生活中，坦率的没有矫饰的热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他为人真诚，因此交游广，朋友多。有不少跟他类似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经常和他聚集在一起。他们大都写作勤奋，朝气蓬勃，象征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事业的未来。徐刚从事创作，虽工作繁忙而不辍，不仅在旅途中从来不停其笔，甚至侍奉在他母亲病榻边，也不放弃片刻可以利用的时间。我所认识的作家很多，象他这样勤奋从事创作的同志，还是很少见的。他的作品产量惊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用徐刚同志自己的话来向他招呼：

春风正从远方吹来。

春天正从远方走来。

你早呵，有生命的小草！

你好呵，有希望的小草！

198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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