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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日（第1页）

“地矿手记II（..）”！

●2011年3月3日

怎么也没想到，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竟接连失去两位亲人。老父亲是春节前腊月十一病故的，自己悲痛的心情还没有完全平复，老婆婆又去世了，享年96岁。

先前老婆婆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耳不聋，眼不花，吃饭也很好。我和老胡及全家人都很高兴，认为老人家成为百岁老寿星没有问题。今年的春节我和老胡特意把老人接到了潍坊，大年初一，老人所有的子孙都来了，大大小小60多口，老人乐得合不上嘴。我们给老人敬酒时，都祝愿老人长命百岁。老人对此很有信心，说，我现在能吃能喝能睡，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

我们全家特意和老人照了张“全家福”。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正月十五那天，老人因为感冒发烧而引起肺炎，家人当即就安排她住进了青州人民医院。本来，我和老胡是想一同回老家与老太太过元宵节的。但当时局里安排了个元宵焰火晚会，因为正月十六一线职工就要出队奔赴一线。老胡给我电话后，就抓紧往回赶。但还没到青州，老胡又打电话告诉我，老人已转到潍坊市人民医院了，在重症室，上了呼吸机，我一听，心就收紧了。

赶到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室，老人紧紧攥住我的手，用手比画着，意思是很痛苦，要求撤掉插的管子和呼吸机。我对老人说，咱们要听医生的，管子和呼吸机还不能撤。老人就点点头，我就紧紧地攥了攥老人的手，附在她耳边小声说，你就是有点感冒，没什么大问题，你要有信心，和医生配合，只要炎症一下去就好了。老人又点了点头。从重症室出来，我又向老胡详细询问了老人的病情，心情很沉重。家里的人都知道，我和老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婆媳关系，而是无话不啦的忘年交。家中大凡有什么事情，老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对我说。我在潍坊工作时，有时因为忙，一段时间见不上面，老人就让打开电视，看有没有我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的报道。只要从电视上看到我，老人就很高兴。

我在医院陪了老人两天，老人很开心，病情也有所好转，并多次说，我想出院，到你们家去。我说，等你的炎症完全下去了，我就接你回去。我回到济南，召开了全局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会又匆匆赶了回来。在陪护老人的几天中，她的病情又有反复，痰比较多，不停地咳嗽，后来肠道又出了问题，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跳动得也越来越慢。主治大夫说，老人年龄大了，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和老胡都明白了这话的含意。远在厦门的大哥赶回来了，全家的亲人也都赶过来了。老人在离开我们这些晚辈之前，使劲攥着我的手摇了摇头，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在送走老婆婆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值得尊敬的老人，一生是多么不容易啊！每当我和老胡谈起有关老人的往事，总是感叹不已。

我尊敬老婆婆，因为她对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的。老胡的二叔、三叔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地下党，二叔受党组织的委派，组织起了武工队，与日本鬼子周旋打游击。抗战胜利后，他又担任了四边县（青州、临朐、昌乐、临淄的衔接地带）的县委书记。每逢召开秘密会议，总是他的大嫂我的婆婆，在门口纳鞋底望风。这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敌人抓捕遭受杀身之祸风险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环境极其恶劣，由于是抗属，全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说不定哪一天灾难就会降临到头上。老胡的父亲我的公爹就因为担惊受怕而落下了疾病。二叔多次对我说过，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大嫂虽然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了不起，从来没皱过眉头，总是默默地支持我们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婆婆有时对我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那些惊险的传奇故事，一拉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这个旁听者都紧张不已。二叔在后面的家书里就特别提到了我婆婆孤身一人去鬼子据点送粮食的事。后来，我曾经问过婆婆，当时你去鬼子据点，真的不害怕吗？她说，谁说不害怕，说不害怕是假的，那可是往虎口往狼窝里钻呀，可害怕又管什么用，咱们家我不去谁去？这就是我敢于与敌人周旋的婆婆！

我尊敬老婆婆，因为她不管是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里，还是在和平岁月里，都是一个人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一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我到北京看望二叔时，他经常对我说，你婆婆可是咱胡家的顶梁柱啊！没有她，咱这一家子能不能撑下来都难说。

战争时期，兵荒马乱，不断闹饥荒，婆婆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她不光要照顾爷爷奶奶，还得要照顾公爹这个病人，还得要抚养一群孩子。光为解决吃饭问题，婆婆就费尽了脑筋，作尽了难。她说，四二年无人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天不亮就得出去剜野菜、采树叶子、扫草种子，什么地瓜秧、榆树皮、玉米骨头，都成了充饥的“粮食”。就是搞到一点粮食，也是先给爷爷奶奶和孩子吃。拉起这些往事，她老人家总是叹口气说，现在回过头去想想，都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革命胜利后，二叔和三叔奉命南下，二叔担任了福建龙岩地委书记，三叔留在了上海，我婆婆家成了人尽皆知的革命家庭。政治地位提高了，但婆婆身上的生活重担却没有减轻。二叔带队南下时，把老胡的大哥带上，为的就是减轻婆婆的生活负担。后来，二叔供大哥上了大学，又在厦门参加了工作，可是家中还有八九口人，一个盘算不到，吃就成了问题！特别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生活极为困苦，但婆婆从来没有向二叔三叔开口要过钱，要过东西。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在外面也不容易，自己能撑过去就自己撑。二叔三叔寄回的钱，都用在了改善爷爷奶奶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爷爷、奶奶、公爹病重期间，看病抓药，生活护理，全是她一个人撑着。老人相继去世时，也是婆婆主持着把他们送走的。对此，村上的人都夸赞婆婆孝顺、明事理、能担事。肩上压着这样的生活重担，换一个男爷们又能怎么样！可是对于其中的不易和艰难，婆婆却很少对人提起。

婆婆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磨难，还能如此高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老人家在事情上想得开，有了委屈不纠结，对他人能宽容。像老胡家这样一个大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亲戚朋友又多，她一个女人主事，格外不容易，有些矛盾和磕磕碰碰想绕都绕不过去。但在矛盾面前，婆婆从来都是坦坦荡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受了委屈，也是一笑置之。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前些年，老胡的二哥、三哥因病相继去世。老年丧子，老婆婆心中的痛苦自不必说，但她在人面前从不悲悲凄凄。可又有谁知道，她一人独处的时候，又流了多少伤心的泪水呢？所以，她老人家一再叮嘱我和老胡，你们的二哥三哥走了，我只能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你俩，你俩一定要照顾好他们，让他们都学点正经本事，能够好好做人，靠自己的能力安家立业吃上饭。为了让老人放心，我和老胡立了“军令状”，二哥和三哥家的孩子，已经成人的靠自己，还在上学的，我们管起来，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老人很感动，说，金兰，你这么做我就放心了。我和老胡把二哥和三哥家的孩子都视作己出，千方百计供他们上学。在我们家的户口本上，最多时达到十几口人。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在潍坊的侄子、侄女们还年轻，都是把我家当作他们自己的家。逢年过节包饺子，来了一拨吃一拨，等侄子侄女们都吃饱了，饺子也没有了，我只能吃块馒头。对于这些，老婆婆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每年一大家子凑在一起吃饭，都是老婆婆发话，让侄子侄女们先给我敬酒，说你四婶不容易，外面工作忙，家里还给你们当娘，你们可不能忘了你四婶。侄子侄女也都很争气，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去了部队当兵，有的凭能力参加了工作。对此，老婆婆非常满意。

对于老婆婆的离世，最悲痛的还是二叔和三叔。二叔让广文姐和小敏姐代他回老家出席了老人的葬礼。她们还带来了二叔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敬义、金兰：

这次大嫂的突然去世，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我非常后悔，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未能实现我们再见上一面的愿望。今年春节敬义打来电话，事后我希望和大嫂电话上讲几句话，因为你妈妈耳聋，也未能实现，因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知心话要互相交流，特别是上次回家，你们的妈妈向我谈了一些往事，当时我希望继续谈下去，你妈妈说今天就说到这里，还有一些话留到下次你回来再说。我确实很想知道，在那战争的困难时期家里到底怎样度过的，父母去世的详细情况和后事是怎样处理的，而这些事情只有她一人清楚。所以我下定决心，今年大嫂生日时再回家看望她，再听她拉拉那些别人不知的事情，可惜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虽然20岁就离开了家，现在已经70多年了，但对家庭却从未忘却，尤其在过年过节期间，我想家的愿望尤其强烈。虽然父母早已去世，大哥和几个姐姐也相继去世了，但老家还有我唯一一个亲人——我的大嫂。我时时在想，只要大嫂还在，我的老家就还在，现在大嫂没有了，对我这年过九十的人思想上的冲击是何等大啊！

大嫂对我们家能够发展和维持到现在这样日益兴旺的局面是立了汗马功劳的，特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极其艰难困苦的年代，我们家能够安全度过，继续维持下来，多亏了大嫂。当时如果没有大嫂这个擎天柱支撑着、维护着，很有可能我们这个家早就“散摊子”了，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抗日家庭革命家庭，家破人亡的难以计数啊！

大嫂曾告诉我，抗战时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投降派经常对我们家进行威胁，追查我的下落，我的同学、入党介绍人杨宗法的哥哥杨宗学被谭坊站的汉奸抓去严刑拷打折磨得半死（据说身上都生了蛆虫）。张家小庄的张桂一因为当八路，其兄张洪清的父亲被敌人残杀在村边，张洪清的哥哥被敌人抓去，扔进井里，当时一口井就扔进去了九名八路家属。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你们的父亲我的大哥吓得不敢在家，四处奔逃流浪，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了，都躲得远远的，怕沾上八路家属的边遭受连累，但是六七十岁的父母和四五个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上哪里逃啊，就在那样恐怖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由大嫂一个人撑守在家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十几年的艰难岁月，现在想想多不容易啊！

大嫂曾告诉过我，有一次汉奸对我们家进行敲诈，指名要八路家属送粮，当时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去，敌人肯定会借机收拾你。若是去，谁去呢？敌人能不能把人扣押当人质呢？就在这样两难中，大嫂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背着大半口袋粮食，徒步十几里送到驻扎在沙店子的敌人据点里。而以上这些情况，是我离休后回家长住了几天，大嫂才告诉我的。

我这个人是很重感情的，也有孝敬父母之心。但是由于长期在外，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家庭的帮助，我确确实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长时间的沉重家庭负担，竟然全压在了大嫂一个人肩上，特别是对父母后事的处理，我未能尽上应尽的义务，对此成为我终生的内疚，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此事，我悔恨的眼泪就难以控制。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大嫂说过，你上半辈子，可以说吃尽了苦头，累得腰都弯了，你对我们家的贡献重大，劳苦功高。所以好人有好报，你晚年子孙满堂，又有非常孝顺的子孙，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你现在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人。我们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你能活到超百岁，活到五世同堂。

敬义、金兰，我非常赞赏你们为我们家建立的孝敬父母的好家风，这个好家风必然会由后代子孙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次广文和小敏回家参加大嫂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告诉我，说大娘这次从生病到住院，家里采取的治疗措施非常好，没有可遗憾之处。大娘逝世后，告别仪式也非常隆重，对此我才稍觉心安。

敬义、金兰，我向你们再提出几点希望……

读着二叔的信，泪水又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很想给二叔打个电话，说说我的心里话，可又怕因为老婆婆的去世，再让二叔伤心不已。因为他毕竟也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不过，我们唯一感到没有遗憾的是，对于老婆婆，我们尽到了孝心，她是平平静静、心无牵挂、安安详详走的。对于一个革命老人，对于一个为家庭付出了一切的老人，也应该让她平平静静、心无牵挂、安安详详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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