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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第2页）

显然也属于偶像化的社庙。元代，燕之永清人史伦，少好侠。金末，中原生灵涂炭，史伦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则出金赎之”。当史伦死后，河朔各郡结成“清乐社”40余个，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

这个清乐社，究其实，就是祭祀史伦的社团。

一至明代，社神偶像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

按照传统的说法，社祀的本意为报后土之功，然明代社庙所祀，已经“不必专后土”，有些即“为里人而神之”。

明人袁黄为宝坻知县时，政绩颇佳，民间就“私绘公像，饮食必祭，家家尸祝”。不久，袁黄升迁，民间百姓又在城西建生祠，“春秋立会以祀公”。

这种生祠，虽与报乡先生之德的先贤祠有所不同，但同样也是社神偶像化的一个侧面反映。

值得指出的是，社的祭祀与崇拜，归根结底是百姓对五土五谷的祈报。所以，后世各类土地庙、土谷祠的出现，事实上是古代社祀的又一变种。大致说来，社主要是祀山林川泽原隰之神，可以称之为地祇庙。而祀先代之有功德者，只能称人鬼。可是，后世的土地庙，有了陆宣公、子胥、武侯、卫公之称，显然已将人鬼、地祇合而为

在明代，土地神的崇拜相当盛行。如浙江吴兴，家家供奉土地神塑像，“著地供之”。据传说，起初土地神像供在桌上，后因朱元璋干预，才改为“供土地皆土上也”。

此外，吴兴妇人信仰土地之神甚谨。每月朔望，妇女就在堂中设果茶，茶多达30碗，以供奉土地神。供毕，“或通饮啜于邻妪”。这种由供奉土地神变化而来的茶会，于是也就成了民间妇女交往的一种手段。在明代的各级地方儒学中，也往往设有土地祠，供奉人格化的土地神。这大概就是由前面提到的“瞽宗祠于学，乡先生祠于社”变化而来。如唐人张旭曾为常熟尉，明初常熟儒学中的土地祠神，就是唐代的张旭。

古代的社神崇拜，只是对土地的崇奉。社祭场所只有坛，而社主或用石、木。根据古制，社神有坛，“遗而不屋，俾之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

关于社主、社坛的规制，礼无明文。《韩诗外传》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诸侯半之。唐人韦叙夏建议，社主当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

其出典在于五为土数，二为阴数。宋有《政和五礼新仪》一书，淳熙年间曾有印本，颁行州郡。据此书可知，州县社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坛之制。社以石为主，其形状如钟，长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社主在社坛上的分布位置，或言置于坛之中，或言置于坛上之南方。

随着社主的人格化与偶像化，必将出现“去坛而为屋”的现象。于是社祀场所由坛变为庙，社庙、土地庙、土谷祠随之纷纷出现。这种现象早在南北朝时就初露端倪，如前述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言“为屋于树下”，就是这种变化的真实体现。唐宋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

梁人何佟之言：“中国之神，莫贵于社。”

由此可见，在农业社会，土地崇拜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人多有《社颂》之文，以颂扬社之功德。曹植《社坛》文言：“于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龙，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实为灵主。克明播植，农政具举，尊以作稷，丰年是与。义与社同，方神北宇，建国承家，莫不修叙。”

在上古时代，社稷与宗庙并立。社者，土地之祀。而宗庙，则王者所居。所以，帝王对社稷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仪一如宗庙。

上古舜受终，故禋于六宗。后周立祀典，最重郊社，并宗同于社，可见对社神的重视。宗、社并称，足证社祀在上古极受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又可以代表国家、朝廷。

二民间赛社仪式

如前所述，社当指土地之神，只是到了后代才趋于人格化与偶像化。社日为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分为春、秋二社，春祈秋报，由此就产生了“社会”。在古代，社日时人们的聚会，实际上就是节日活动。在社日期间，民间举行各种庆典，也可称之为“社”，这当属社会组织意义上的“社”，而非泛指原始的土神。可见，所谓“社会”，就是社日时民间祭祀社神所举行的各种庆典活动的结会组织。

早在商代，就有社祭。而在先秦时期，民间社祭的祭品已有豚、蔬菜以及酒。秦汉时期，民间春秋二社的社会就更趋普及，到了汉代，甚至出现了社腊祠。南北朝时，民间社会已渐趋兴盛，而且出现了合会即醵钱举行社会这样一种组织团体。唐代的民间社会也很兴旺，其社日活动，基本可分为祀句龙、择元日、白社、青春、受赈、升坛、立社、置社、秋报春祈、陈平分肉、阮修伐树、设斋祭社、择日命民、瞻榆望杏、罢社、结宗等16项内容。到宋代，民间社会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出现了行业性的社会，社的祭祀与行业组织相结合；二是社庙改由道士住持，社祭与道教趋于融合；三是产生了“并社为会”的现象，亦即社祭与佛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明初立国，朱元璋就制定了里社祭赛的基本仪式。这就是明人所说的“乃立社稷，以教民事鬼神”。明代里社祭祀礼仪规定，凡是各处乡村人民，每里100户内设立社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年由一户轮当会首，遇到春秋二社，预期办理祭物。至社日，约聚村民祭祀。祭品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纸随用。祭毕，举行会饮的仪式，会中先令一人读“锄强扶弱”的誓词，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十不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

据史实来看，这种官方制定的里社祭祀仪式在明初得到了部分的贯彻执行。自中期以后，民间里社祭祀活动虽不绝如缕，但这套仪式已形同虚设，地方官员只祭祀县中社稷，至于各里社则废置不祀，而且有些社坛，还成了当地土妓活动或招揽顾客的地方。与此同时，民间却在不断创建“淫宇”，有一里多达数十座者，称之为“土谷之神”。所以，明代有不少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建设乡村社会之时，对里社祭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与改革，以期使乡村风俗更趋淳厚。如黄佐就主张，凡是城郭坊厢以及乡村，每百里立一社，“筑土为坛，树以土所宜木，以石为主，立二牌位，以祀五土五谷之神。设社祝一人掌之”。每次里社祭祀聚会，由约正等预行编定，凡入约者，每年一人轮当会首。平时由社祝督令社夫打扫社坛。社祭祭品，富乡用一羊、一采，酒果香烛楮钱随俗从宜，贫乡不过三牲之类。每次社会，乡人各出银二分，贫者半分，极贫之人，不必出银，仍可与会。

叶春及任福建惠安知县时，也对惠安乡村里社祭祀进行了改革，主要恢复明初洪武礼制所规定的里社祭祀仪式，以期里社重新恢复春祈秋报。他的改革措施大致是洪武礼制的翻版，有些地方也与黄佐的《泰泉乡礼》相同。当然，叶春及所提出的里社祭祀仪式，也有其特殊的内容。如每年春秋社日置社会时，由会首主持社坛祭祀事宜，会首也为轮充，但由见役里长充任。社祭时，除了洪武礼制所规定的誓词，又新定了祝文，其祝文为：“伏愿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官赋足供，民食充裕。”另外，叶春及特别指出，春秋二祭，当遵守古人祈年报赛之礼，“务在精诚，不许装神舞鬼，一为盛会，违者罪之”。

可见，朝廷规定的里社祭祀礼制及地方官刻意恢复里社祭祀古礼，与民间的社会祭赛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大体说来，古礼与官方礼制所追求的是乡村的和睦，官赋足供，以行乡村教化之实，而民间里社却是迎神赛会，借悦神之名，行娱人之实。

在明代，社日赛社活动极其频繁。明人王徐有咏社日活动的诗歌云：

无柳无化桑柘树，不寒不暖社公春。

四邻赛社相娱乐，分肉宁论均不均？

旧典祈农令不违，里中散社纸钱飞。

草堂帘卷春风坐，检点寻巢燕子归。

显然，明代的民间社会仍保持着原先的祈农传统，举行分社肉、散社纸钱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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