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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字游戏与语言生活（第2页）

所谓物谜，就是谜底为物。物谜种类颇多，或为日常生活用品谜，或为动物谜，或为药谜、病症谜。举例如下：

“印章”谜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面红妆，常在风前月下。”

“蜘蛛”谜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心中藏之，玄之又玄。”

（三）人名谜

所谓人名谜，其谜底为人名，不过所用方法甚多，稍为工巧者还可以将今人或近人之名藏于古人名中。举例如下：

一人名谜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长统），君实新来转一官（司马迁），门状送还王介甫（谢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彦博）。”

三清言

在明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俗语近于市，纤语近于娼，诨语近于优。士君子一涉此，不独损威，亦难迓福”。

所谓俗语，就是一些市语，包括民谣、谚语、口号以及江湖隐语；纤语，虽无专门的指称，但据后面的记载来看，苏州、松江一些少年子弟的土语，很多已近于纤语，婊子行中的行语，其意亦少近之；而诨语，则无疑是指那些戏谑之言，一如优人的插科打诨。

照着上面的意思，所谓的“士君子”之流，无疑应与俗语、纤语、诨语绝缘。但究之明代的事实，却应从两个方面给以看待：一是明代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知识阶层，他们的语言确实与民间百姓有很大的区别。他们追求的是文与雅，而民间大众的语言则是俚与俗。所谓的“清言”及其在当时士人阶层中的盛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二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语言也在向着俗化的方向演进。换言之，在晚明风行一时的俗语、谚语、纤语、白话、谑语、诨语，不但很多是出自士大夫之口，而且还出自他们之手。

在明代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一种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种清雅生活的构成中，谈谐固然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俗化的倾向，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精神风貌，时常聚在一起，有一些“清谈”的生活场景。而这些清谈的生活内容记录，就是许多清言集的风行。

早在弘治二年（1482），苏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就有将自己的清雅生活的场景以及文人相聚所说的清雅之言记录下来，并编成集子的习惯，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清言集。如朱存理，就著有一本《松下清言》。据他自己所言，自他僦居松下之后，经常与他过往或到他舍中清谈之人，有杨君谴、都玄敬、祝希哲、史引之、吴次明、尧明宿等人。所交往之人，一概不是“势利之人”，而所谈也不是“势利之事”，不过是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之事。松下所设，有一几，可以摊书，以便主客共赏。来客以后，主人也不用酒宴招待，而只是“啜茗”。

朱存理将每天过客之谈记录下来，也就成了这本《松下清言》。

从上可知，士大夫的清雅生活，所交往者都是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是骚人墨客，决无说“势利之事”的俗客。而他们所谓的“清言”，就是谈论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一类的雅事。而在晚明，最典型的清言集代表著作是洪应明著的《菜根谈》。《菜根谈》作为一本清言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其真面目是把被迫归隐后实实在在的心情与佛、道思想及其生活观融合在一起，并将其寄托于发自内心的言语之中。而从《菜根谈》的思想来看，与其说是道教的，毋宁说是《老子》、《庄子》本身的思想精髓。

正因为具有如此的思想或生活观，才导致他们的言语是清淡的，是雅致的，是冷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脱世俗烦扰的清言，从中蕴涵着很多的人生哲理与经验。而从《菜根谈》一书来看，士大夫的清言可以概括为下列特点：其一，忘记纷华而甘于淡泊，这不仅是追求一种生活的恬淡，而且在语言上也要做到不谈纷华，专说淡泊。其二，深信只有“闲人”才是“福人”，看破尘情世态，在寂寞处引起一种“冷趣幽思”，做一个“幽人”，而所行则是“清事”。为了对这些“清言”有感性的认识，不妨引几例洪应明的清言高论：

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

芳菲园林看蜂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态；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

幽人清事，总在自适。故酒以不劝为欢；棋以不争为胜；笛以无腔为适；琴以无弦为高；会以不期约为真率；客以不迎送为坦夷。若一牵文泥迹，便落尘世苦海矣。

据日本学者考察，在日本流传的尊经阁文库和内阁文库所收藏的11册装的《遵生八笺》中，其中没有《菜根谈》一书，而在内阁文库所收藏的12册和18册的版本中，最后都附有《菜根谈》。

由此也可证明，《菜根谈》一书与以“遵生”为主旨的《遵生八笺》，其思想和生活观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其相承的中心内涵就是“清言”、“清事”，《遵生八笺》中有《清修妙论笺》、《燕闲清赏笺》，也正好说明了这种继承性，以及“清言”在晚明士大夫中的风行。

高濂《遵生八笺》中的《清修妙论笺》，其中心内容就是“摄生尚玄”，从而将儒、佛、道三教法门合于一处，从三教的典籍中，择取一些“清修妙论”，既有养生之理、卫生之方，又有保身之道，甚至神仙之术。

此笺无疑是一部综合了古今或者儒、佛、道三教的清言集，而其所谓的“清修妙论”，就是在当时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清言”。一方面这种清言与“轻言戏谑”是对立的。正如《清修妙论笺》所摘录的前人之言：“轻言戏谑最害事，盖言不妄发，则言出而人信之。苟常轻言戏谑，遇有正事诚实之言，人亦不信。”另一方面，清言又与“妄语”、“恶口”、“绮语”相别。如《清修妙论笺》引《华严经》所说“十善道”，其中“性不妄语”、“性不恶口”、“性不绮语”三善。

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多少与晋、宋之际的清谈有密切的关系。而晋室之亡，又是清谈所致，而明室之屋，也是清谈所误，这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共识。其实，一朝一代之亡，其因相当复杂。清谈固然与国家、社会无益，但士大夫聚在一起清谈，其危害也确非可以大到亡国。

尽管如此，但在明代，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一书。自王世贞《世说补》出，而当时的学界始重《世说》一书。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

可见，习《世说》，尚“清言”，在晚明文人士大夫中已风行一时。

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乃至精神氛围中，才出现了郑仲夔的《清言》一书。此书与《偶记》、《耳新》、《隽区》合刻于《玉麈新谭》中。曹徵庸评说此书：“编则耦列，理实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奇属，隽远可以，味得尤难，以率赏知言之士。好风良月，炉烟乍飘，幽琴罢韵，或风雨如晦，忧从中来。手是编婆娑数则，宿俗新障，一时都洗，绝胜吞刀而饮灰也。”

显然，自士大夫的“清言”成为一时时尚之后，传统的读书人也就出现了分化：一种是“韵人”，话语隽永，甚至为人简傲；而另一种则是讲道学或习举业者，话语味同嚼蜡，陈陈相因，为人循规蹈矩。换言之，同是清谈，韵人的“清言”，与道学的“讲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四方言

方言是各地特有的语言形式，显然带有各地独特的方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地方风俗的基本特点。

换句话说，各地方言的不同，乃水土风气不同所致。而方言事实上又成为“风”之一部分，进而成为地方风俗的重要内容。

（一）方音

在明代，不论是行政区划内的版图，还是一些属于卫所管辖的边地，因其所处的地域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方音。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一旦在京城为官，虽然需要用一种“正音”（即所谓的官话）加以整齐划一，但难免会在官场交际中保留各地自己的方音，于是，在明代的官场中也就出现了互相讥诮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苏州一地无疑领导着天下的时尚，无论是服饰、饮食，还是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语言上，除了昆山腔兴起后，在音调上对各地有所影响之外，苏州方言乃至方音，其影响力就远远小于南、北两京。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尽管从商业的吸引力而言，苏州与南、北两京都可以说是五方杂处，其影响力完全可以与南、北两京比肩。但是，语言受政治的左右往往比商业要大，而南、北两京作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其对语言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其乡土的原因，八方各有其音，很难纯粹用“正音”加以统一，而更不可因此而成为各地之人彼此讥诮的理由。换言之，声音的地域差异，无疑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明代各地方音的区别，或以一郡一邑而异，或分大江南北而别。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游天下之后，同时也作了最好的各地方音的调查记录。下面根据他的记录，对各地方音稍作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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