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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2页）

山东青州虽属齐地，但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楂、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场上的鱼蟹之多，腥风扑鼻，但当地人根本不知其珍贵。有一种小蟹，如彭越之状，当地人家全用来喂猫、鸭，大到蚌蝤、黄甲，也不过是腌藏臭腐而已，不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美味，可以卖出好价钱。正是鉴于此，当时的福建人谢肇淛看到这种状况，禁不住作如下感叹：“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这种饮食习俗的不同，事实上取决于南北习性之勤、惰。

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产之人，自然会把螺、蚌、蟹、蛤当作美味，丝毫不觉得其中的腥味；食六畜之人，当然是把狸、兔、鼠、雀视为佳肴，不觉其中的膻气。这是因地理不同而形成的地方饮食特点。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从明朝人的饮食操作之法及其食俗来看，显然北方人已经流于粗疏，而南方人才堪称继承了古人的食道。北方人宴客，由庖人操持食事，大多是用大锅合而烹之，烹调后上桌时才分盘，这不过是一种徒为饱口腹之欲的做法；而江南人在宴客时，还是多列釜、灶，目的就是为了使诸品不淆。显然，惟有江南人尚可称得古人“食不厌精”之道。至于孔老夫子所崇尚的“脍不厌细”，其中的“脍”，在明代已称为“鱼肉生”，其制法是“聂而切之，沃以姜、椒诸剂”，福建、广东人最擅长此种做法。显然，惟有福建、广东人才得古人“脍不厌细”之法。

（三）住宅与器物

从居住习俗的大处着眼，南北住宅具有明显的差异。明代的很多记载显示，北方人不理解南方家家有一个船房，正如南方人对北方家家有一个马房感到困惑一样。从建筑的具体形式着眼，南北差别相当明显：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方则无；北人有无柱之室，南方则无。北方人不相信南方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方人不相信北方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

朝鲜人崔溥曾经到过南北许多地方，他比较了当时南北住宅的差异：江南屋顶用瓦，以砖铺地，再用石块砌阶沿，或者用石头作柱子，房屋一般显得宏壮华丽；而江北则大多是草屋，其中矮小者占据一半以上。

从具体一点的建筑材料来看，福建人造房子，木料一定要用杉木。在南方，像桑、柳、槐、松一类，一般不用作造房的木料；而北方却并不择而取之，此类木材全都用于造房，所以北方民间住宅的梁栋常常曲而不直。其原因就在于对木料的不加选择。

再来看器物。从器物的大处着眼，北方有卖大葫芦，说是可以为舟；而南方人却取大的栗子作为扇坠。南、北方人的好尚不同如此。从器物制作的材料来看，南方人显然比北方人更讲究精致。如在福建，制作器物多用榆木，而江南人则更讲究，如苏州人用花梨木一类制作的家具，几乎成了明代的时尚。但北方在家庭什物的制作上就显得不太讲究，举凡桑、柳、槐、松之类，都可以用来制作什物，于是就显得“窳而不致”。即使像“瘿木”的使用，南与北也大不相同。所谓“瘿木”，其实就是一种病木。因为树木有瘿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旋纹，将它磨光，再制作家具，就会显得相当美观。瘿木也有南瘿、北瘿之别。南瘿多为枫木，而北瘿多为榆木；南瘿多取其蟠屈秀特，而北瘿则不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北京市场上所卖的瘿杯，巨大如斗；在一些宗室家中，也有用瘿木制作浴盆。显然，北方是以大为贵。而南方用瘿木制杯，则取其磊块百状，或有自然耳可执，小仅如鸡子。这是以小为贵。

（四）服饰

从服饰上看，南北也有差别。在江南，人们身上一般多穿宽大黑色的襦、袴，用绫、罗、绢、绡、匹缎等面料制作。头上所戴，则有羊毛帽、黑色匹缎冒、马尾帽，或者用巾帕裹头，分别有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做官的头上所戴是纱帽，至于有丧之家，其人头上所裹，则是白布巾或粗布巾。脚上所穿，有靴、皮鞋、芒鞋之类，还有用巾子缠脚，以此代替袜子。南方妇女所服，全是“左衽”。南方人所用首饰，可以宁波府为界，作一区别。在宁波以南，首饰多是圆的，而且长而大；而在宁波以北，则首饰圆而锐，如牛角一般，或者戴一些观音冠饰，用金玉照耀人目，即使老妪也都有耳环。大体说来，江北的服饰与江南相同。但江北人多喜欢穿短窄白衣，而且身上所穿衣服大多败敝。江北妇女的首饰，其形圆而尖，犹如鸡喙。自沧州以北，妇女衣服之衽，或左或右，但到了通州以后，妇女衣服全改为右衽。再往北，如山海关以北，当地人的穿着就全都粗鄙，甚至衣冠褴褛。

（五）教育与科举

在明代，科举人才之盛，往往集中于一府乃至一县。据统计，有明一代，江西吉安一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书、11位状元、11位榜眼、10位探花、8位会元、39位解元。

所以，早在明初，就盛传“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馆阁学士，多半出于江西，并形成了独特的江西馆阁诗派。

又据记载，福建莆田一县，从洪武三年（1370）到嘉靖七年（1528），共计52科，中举人者有1110人，中进士者有324人，另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

八股科举的兴盛，促使江南士子在功名上超过北人，蟾宫折桂的本领北人只好自叹不如。北方士子对江南时文体制的风气极力摹仿，这就导致了江南八股文的选家在当时的社会上颇负盛名。如明末的张溥、吕留良，都是著名的操持选政的人物。吕留良设在南京的天盖楼，所出的吕氏所批注的时文本子，风行海内，不胫而走，发卖到坊间，其价一兑达到4000两。

江南时文的文体成了号召天下的模式。如晚明时，江南文士的文体淡然宽博，平实无华，号称“松江体”，“一时多慕尚之”。

所以，江南士子的选文一出，往往有一些商人贩至北方牟利。

明朝人祝以豳有一段话，概括了明代科举的南北差异。他说：

且概观寓内，若南都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宁、绍，豫章之南、吉，闽之漳、泉，乡、会入彀之士廷往一邑而当一郡，一郡而当数郡，岂干禄支干尽产东南诸邑哉？正以东南诸郡家弦户诵，父兄师友之所渐磨，虽中材亦易成就。

上述这段记载，既点出了南北的科举差异，同时也指出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因为教育水平的不同所致。这种现象同样可从明人张岱的话中得到印证。张岱曾有言：“以故通郡而计，抡科第者城市不及于乡村；为此画地以观，纤金紫者东南常盛于西北。”

这又是一大佐证。

明代科举之风，其兴盛之地大多集中于苏州、江西、福建莆田、浙江绍兴，究其原因，当地的向学之风当然是最主要的。当时有一位朝鲜人崔溥，对于南北方教育水平甚至百姓的识字率有如下记载：江南人以读书为业，即使是里闾童稚或津夫、水夫之类，也都识字。这位朝鲜人说他到了江南地方，只要将地点写出来，即使一般的民众，也能将山川古迹、土地沿革，全部详细地告知。而在江北，则不学者居多，所以每次问路，都说：“我不识字。”

但除此之外，尚有另外一些原因。除了苏州人前辈喜奖掖后进，由此而易于科举仕进之外，如江西、绍兴的士子能在科举仕进中占先，其实与他们的士风勤苦有关。

如江西的读书人在读书时，都是各坐一木榻，不许设长凳，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在读书时睡觉。

浙江的读书人一向生活俭朴。以饮食为例，绍兴的秀才多借寓僧寺读书、会课，而会课时的饮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设咸鱼，不知有肉味也”。

科举的南北差异，事实上导源于南北方教育水平、风气的不同。明代江西吉水人彭教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并将他自己的所见记录了下来。他主要是就淮北与他的家乡吉水作了比较。少时他随父到淮北，“其地大抵朴鄙，自府、州、县学外，家塾党序出于民间者，缺然无闻”。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水时，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郡多秀民，邑井里巷，弦诵相闻，为弟子员者，率尝讲习于家庭，父兄师友，往往业成乃在兹，选、岁贡科之举，接武连袂，类能自奋。”

二城市与乡村

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人应该还记得，生活在乡下未庄的阿Q进了一趟城之后，城里人的一些事着实让他感到疑惑，诸如把条凳说成是春凳，煎鱼时所放的葱切成细的葱丝，而不是如乡下那样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进了公堂，阿Q就连一个圆也画不圆。

从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阿Q应该是清末农民的典型形象。不过，由于长期的传统闭锁生活的沿袭，使得乡下农民的人格进化不大。明代的农民，大概也可以作如是观。

城里人则迥然不同。他们在长期与各方人士接触中，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很多经验与知识。据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记载，在明代北京，妇女在街上遇到官轿可以不引避。当时有一位吏部尚书坐轿来到长安街，途中遇一老妪，脸上包着头巾，见了官轿，却并不引避。隶人误以为是男子，“呵而触之”。老妇摘下头巾，当面叱责这位尚书道：“我在京城住了五十多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说完，头也不回，坦然离去。一个老妇，将堂堂的吏部尚书视若一个“蚁子官”，可见城市妇人眼界不小。

城市与乡村在文明中代表着相关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城市与乡村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换言之，两者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世界。两者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又互为影响，但绝不是平起平坐的。

城市与乡村生活、习俗的差异，造就了“城里人”与“乡巴佬”两者在人格上的不同。大体说来，城里人有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城里人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则是自然主义的，甚至是幻想式的。城里人所作出的一切行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个“利”字。无论是富商大贾追逐高额利润，抑或走街穿巷的小商小贩为了蝇头小利，他们整日忙忙碌碌，使城市显得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当然城里也有闲人，诸如帮闲清客、闲子、闲汉之流，但他们之“闲”，只是相对于劳动与职业而言，就其行为来说，为了生计，这些所谓的城市闲人，也是整天奔波，无论是采取捧粗腿呵大卵脬抑或诈骗的手段。

乡下人则是保守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农民的劳动，完全不必以日计算，他们只需照日历中的四时节气行事，过着播种、耕耘、收割、贮藏、庆典这种自然而又井然有序的生活。他们靠天吃饭。当岁腊庆典之时，既庆丰年有成，又祈祷上苍保佑来年五谷丰登，对上天、未来充满着幻想。

在城市中，大到辇毂之下或省会的会城，小到一般的府、州、县之城，民物繁众，寻常市井之人整日所见、所闻都是一个“利”字，难免风俗浇薄。而乡村、田野则不同，人们整日力农务本，或者置身山林之间，不但可以养心畜德，而且出来的田野子弟，也自然会有一种朴雅之风。正如明代史料所言：“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多粗鄙。”

在西方，有一句把城市描绘成自由人的自然环境的古老谚语。在明代，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劳动者，各行业的工匠艺人，在城市生活、习俗所造成的条件驱使下，从一个地区流落到另一个地区，到处去寻找适合他们自身的就业机会。城市为个人的特殊才干提供了市场，使他们获得了职业上的部分自由。城市中“短工市”、“厨役市”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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