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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与明代社会生活（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时”与明代社会生活

探究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与本质，显然无法离开“礼”。明太祖制定一代之礼，规范人们的生活。然究其制礼的观念，仍然遵行一种“因时制宜”的准则，

强调的是其时代性。蕴涵在“时”背后的，无疑就是一种“变通”。尽管太祖定下了“祖训”，要求他的子孙继承，但他这种重“时”的观念，显然也为后来的君主遵行一种“礼自我起”，提供了方便。而明世宗即位以后的议“大礼”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时”这一概念，其中蕴涵着一种变化，应该包括下面两个层次：一是时代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生活方式的日益淘汰，新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开拓，必然会形成一些左右人们生活的“时尚”；三是一年中的“四时”乃至“月令”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的差异。

一由继承与变化看社会生活的时代性

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俗，既有对前一时代的继承，但同时又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

明朝人的生活、风俗，对前代往往有很多继承性的内容。在饮酒习俗方面，诸如“把盏”、“换盏”，都是一种“胡俗”，也就是元代蒙古人的习俗，在明初尽管已被禁止，却时有人仍然沿用这种礼节。

以妇女社会交往的拜礼来说，明代民间妇女的礼节，有些就自元代承袭而来。如明代士民家庭中的妇女，平常所行的“伏地顿首”之礼，几乎与男子所行无别，显然沿袭了“故元之习”。

明代宫中端午节时所举行的“龙舟骠骑之戏”，尤其是“骠骑”之戏，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旧俗。而宫中的翦柳之戏，更是源自胡人的“射柳”之俗。

生活、风俗的基本内涵，除了有继承性之外，还突出表现为差异性。以社交礼仪的表现为例，明代与宋及宋以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同样是表示一种“敬”意，明代在很多方面就不同于前朝。在宋代，岳飞初次入狱时，垂手于庭，立也欹斜，被隶人呵斥，说：“岳飞叉手正立！”岳飞就悚然听命。可见，在宋代，以叉手、正立为敬，而从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中，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但在明代，不论是胥吏趋承长官，仆从侍候主人，还是军队中偏裨卒伍事奉大帅，每当相见时，必定“軃袖撒手”，以示敬畏。所谓“軃袖”，就是将衣袖垂下；所谓“撒手”，就是垂手。一则是以“叉手正立”为敬，一则以“軃袖撒手”为敬，其间不仅是一种礼仪上的差别，甚至正好相反。在明代以前的历朝，凡是卒伍在公庭之上，全是横梃待命，只有对待那些怠傲不遵命之人，才直杖。在明代，无论是禁门守卒，还是在军营，每当遇到大僚出入，全是直立其杖，大呼“送迎”，表示一种尊敬。在明代以前，军队中的大帅莅事，下面那些文武属吏，不过是“庭趋声喏”。但在明代，这些属吏全都蒲伏叩头，不再敢说“喏”字。

在一家一姓的王朝之内，各朝的统治政策的相对不同，法律疏密或者礼教的松紧，生活、风俗也会随之改变。改变的前提或者说决定因素，乃在于“世道”或者“人心”。但如果以明朝人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表达，这种风俗的转变，是一个从“盛世”向“衰世”的变化过程。在明朝人自己看来，明初是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无不尚同，人们同心同德，而其具体的体现则是“道德一，风俗同”。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转变，已经属于一种“衰世”，在这样的衰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尽管未尝不尚同，却已是同流合污、败常乱俗、邪说破道，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逐波随风，一颓百靡。

正是这种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从“盛世”向“衰世”的转变，才真正反映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一种转向。

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在前后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时间，尽管各种史籍的记载互有差异，或以成化、弘治为界，或以正德为界，但无不肯定这种变化的存在。

以士大夫的生活趋向为例，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府为例，通过细微的观察及其记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明代士人从不讲“积聚”向无不求利的变化历程。按照他的记载可知，在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未追求财富、田产的积聚，如周佩之父周舆为翰林编修，而周佩自己也官至郎中，应该说已是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还是如寒士一般无异；曹时中之兄曹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声名，曹时中自己也官至按察副使，其弟曹时信也在京为官，门阀应该算是很高了，但他们家的产业算起来也不过是中人十家之产；其他如蒋性中、夏寅、许璘等人，致仕回到老家之后，所过的还是原来秀才一般的生活。至正德年间，士大夫开始竞相营产谋利。一中进士，其日逐奔走于门下之人，全是言利之徒。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于法无碍，而可以坐收银子若干。一时如宋恺、苏恩、蒋凯、陶骥、吴哲等人，其家产的积聚都到了十余万。

在南京，诸如士大夫、读书士子、军民以及妇女，其生活风尚在正德、嘉靖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正德、嘉靖以前，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读书士子，以佔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一般军民，则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抛头露面，以治酒浆、工织纫为常。正德、嘉靖以后，风尚大变。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一般军民也开始在服饰上突破等级，几乎可与士大夫抗衡；而妇女则开始穿着珠翠绮罗，甚至与娼妓的打扮几乎相同，在外抛头露面。

这是南京社会风尚从醇厚向浇漓的转变。

王可立（丹丘）《建业风俗记》一卷，所记之事，自冠、婚、丧、祭，以及饮食、衣服；所记之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市井小民。从此书中，同样不难发现正德、嘉靖前后南京在社会风尚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引述如下：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已不逮先辈，也少涉猎，但聚会之间，还是言辞彬彬可听；然自嘉靖初年以后，士人只是诵读诗文，而在言谈之际，已几乎与村巷百姓没有区别。嘉靖中年以前，民间还是遵循礼法，见到尊长，多执年幼之礼；嘉靖中年以后，礼法荡然无存，或与先辈抗衡，甚至在道上遇到尊长乘骑不下。嘉靖初年，即使是在市井僻陋之处，也不乏丰厚俊伟的老者，不但忠厚朴实，而且其礼貌、言行也颇可观；但嘉靖初年以后，即使寻遍整个南京城，这样的老者也很难找到了。嘉靖初年，一些脚夫常常聚集在市口或十字路口，头上戴的是阔边深网，身上穿的是青布衫裤，手上拿的是青布长手巾，脚蹬靸鞋，看上去人都很肥壮，一遇到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摺，人也都很有行止；嘉靖初年之后，即使是在相当繁富的市口，所能见到的脚夫，也不过是三五个黧瘦之人，衣衫褴褛，已经没有旧时景象。正德中年，士大夫给自己取别号者，不过十之四五，即使有别号，但在交际之时还是称字居多；嘉靖以后，人在束发之时，就已经给自己取了别号；到了嘉靖末年，即使像奴仆、舆隶、俳优，无不都有了自己的别号。嘉靖十年（1531）以前，富厚之家，多谨守礼法，居室不敢太淫靡，饮食不敢太奢侈。但其后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全都是僭拟使用。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即使是一些好事者，虽有一些雕梁或者画栋，也是朴素浑坚而已；嘉靖末年以来，士大夫家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家，造三间客厅，也能花费高达千金，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使用重檐兽脊，如同官衙一般，而所造园囿也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也都是画屋了。

二时尚的出现及其流行

时尚的形成，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苏州在明代一直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新潮流。在明代，苏州风尚也处于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而其社会经济、生活的繁华，大概也是在成化年间以后。关于此，明人王锜有如下真实的记录：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居，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间檐负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这段记载所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历程。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物产益多基础上的“人心益巧”。

流行时尚一旦形成，当然可以引动天下百姓翕然从之，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但既然是时尚，则如一股流行之风，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其变化之快，有时正如一阵风，转瞬即过。晚明南京妇女服饰的变化，正好是明代城市流行时尚的最好注脚。据记载，南京妇女衣饰，在嘉靖、隆庆年间，还是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则是不到二、三年，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铀之样式，漂染之颜色，以及鬓发之饰，履綦之工，都有了新的变化。时尚流行、变化之快，其结果则是显而易见：正当流行之际，大众普遍以此为美，无不崇尚，殊不知时尚流行速度太快，先前还以为美妍的服饰，等到大众上身，穿戴出去，反而被人掩口而笑。

时尚变化之快，令人咋舌。

时尚流行的结果，无疑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明初的新的“世道”。在这种世道中，读书的士人无不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愒时，而将农工视为村鄙；妇女开始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游乐，而将勤俭看成是一种羞辱；官员更是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将教养视为迂腐。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时尚的形成，当然免不了有一个始作俑者。这从一些已成为人们普遍崇尚的器物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从明代前期已经形成并在明代成为时尚的器物，很多就是以一个人物命名的。宋人苏轼、秦桧所创之物，流传至明，并成为一时时尚者，有以苏东坡命名的东坡椅、东坡肉、东坡巾，以及以秦桧命名的太师椅、太师槅。在明代时尚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以人命名之俗，如陈子衣、阳明巾，则为陈献章、王阳明所创。尤其是明末著名的山人陈继儒，他所制作的花布花缬绫被，以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无不以他的字命名。

这显然已成为晚明的一种时尚。

在明代，大众传播往往以讲究时代性为主。歌谣词曲显然在当时具有很好的大众传播功能，而内容却正是紧贴时代。在松江，凡是士大夫的举措稍有乖张，就有人将他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凡是欺诳人处，必曰“风云”。这两个字就是时代性的体现，也是晚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一种明证。随之而来者，是妇女骂人也随手拿当时人人熟知的例子，如“活邢敖”之类，而这个邢敖，就是当时刚刚被处决的盗犯。

在晚明，出现了很多反映时事的戏剧作品。如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人以张居正的事编成戏文，“传入禁中”。

一人倡之，众人应之，人们相习成风，于是也就有了“时尚”。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器物的喜好上。明人袁宏道专写《时尚》一篇，介绍了很多苏州一带的著名工匠，以及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风行全国的过程。据他的记载，当时瓦瓶的制作名家有龚春、时大彬，每一件器物价至二三千钱；铜炉以胡四所铸最为有名，他人效铸，皆不能及；扇面当数何得之；锡器以赵良壁所制最为精良，一只瓶子可值千钱，敲之有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惟恐不及。这种时尚，起初始于吴中獧薄之子，转相售受，用来欺骗一些富人公子。其后慢慢浸淫至士大夫中间，于是也就形成一时的风尚。

当然，这些著名工匠所制器物，确实精良，非别的工匠所可比拟，并非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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