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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祭礼与民间祭祀习俗（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四节

祭礼与民间祭祀习俗

祭的本义，无非是“追养继孝，君子将以祭之也”。祭礼的本义，则为“报本追远”。其背后蕴涵着两层意思：一是此身得自祖父母，又依赖先人之泽，才能享受余庆，平常朝夕奉养承欢，而一旦故去，无法尽生孝之责，心中悲思无以寄托，所以就借助祭荐之礼以申子孙孝道之情；二是做子孙的因为贫贱而不能在生前供菽水，尽孝道，如今自己已经发达鼎食，而亲人已不再能享受，心中悲思莫及，所以借助祭荐以志子孙悔悟之情。显然，原始的儒家祭礼并无借助先人游魂虚位佑护之心，换言之，“求福”并不是祭礼的原始意义。

明代祭法，明初纳胡秉中之言，采用一种庶人祭三代、士大夫祭四代之法。其法如下：庶人三代牌位，曾祖居中，祖居左，祢居右；士大夫家庙四代牌位，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居左，祢居右。

一祭祀祖先礼仪

按照《家礼》，四时应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宜随时举行。至于像上元、端阳、中秋、重九之类的俗节，则应奉献“时养”。

根据传统的祭礼，每当祭祀前一日，须斋戒，陈设祭器，备具祭馔，预先从子弟或亲友中选择知礼的人为赞祭。洪武二年（1369）三月，明太祖命朱升定祭祀前的斋戒之期。于是，朱升奉敕撰写了《斋戒文》，其中对斋戒的含义以及斋戒之期提出了以下看法：“凡祭祀先斋戒，而后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谨慎，不思他事，惟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戒也。大祀斋戒七日，中祀斋戒五日。”此文进献给明太祖以后，太祖认为斋戒之期日久，容易让人产生懈怠，最后定为不论大、中之祀，一律将斋戒之期定为三天。

祖先的祠堂，必须时常保持清洁。到了朔望，就要去祠堂参拜，有事则告。出远门，到祠堂禀告祖先，返回亦同。有了丧事，也不可废祭，但须易服举行，在几筵前，仍穿缞服。祖先的神主，由宗子奉祀，支子只随班助祭，不得僭祭。

当祭祀时，必有一篇祭先的祝文。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祝文，成为天下祝文的范式，不妨引述如下：

维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孙某阖门卷属，告于高曾祖考妣灵日：昔者祖宗相继，鞠育子孙，怀抱提携，劬劳万状。每逢四时交代，随其寒暖，增减衣服，撙节饮食。或忧近于水火，或恐伤于蚊虫，或惧罹于疾病，百计调护，惟恐不安，此心悬悬，未尝暂息，使子孙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劳之恩也。虽欲报之，莫之所以为报。兹者节届春夏秋冬天气，将温热凉寒，追感昔时，不胜永慕。谨备酒肴羹饭，率阖门眷属以献。尚享！

这篇御制祭先祝文，当为明代民间普遍使用。玩其文意，追溯祖宗鞠育劬牢之状，可谓痛切沉止，直通幽冥，很符合明太祖朱元璋的心态，当为亲自制作，不可以文字工拙加以衡量。

二皇族陵寝祭礼

明代皇帝陵寝分为两处，主要是在北京的天寿山，在南京的只有太祖的孝陵与懿文太子的寝园。懿文太子陵园在孝陵之东，在明代后期多称之为东陵。

南京皇帝的陵寝，朝廷也有一套定期的祭祀制度。这种陵寝之祭，相当于民间的墓祭。太祖的孝陵是一岁三祭，即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此外，如忌辰、万寿圣节、十月初一，也有行香之礼。祭祀之时，均由百官陪祭，由守备武臣行礼，后例遣司香勋臣行礼。而懿文太子陵寝却是一岁九祭，分别是正旦、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孟秋、中元、孟冬、冬至、岁暮。究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沿习洪武中的旧礼行之之故；二是建文帝被追祀时，加隆祢庙，才导致有此缛礼。

在南京，还有两座仁宗妃子之陵，每年也行陵寝山祭之礼。一座在牛首山东的观音山上，为贞静顺妃张氏之坟；另一座在吉山东的南山上，是悼熙丽妃李氏之坟。照例每年遣祭六次。

永乐九年（1411），正值明太祖的忌辰，明成祖亲自率领百官恭谒孝陵致祭。这说明明初有皇帝亲自祭陵之例。孝陵离皇城不过十多里。迁都北京以后，山陵建在天寿山，离京城有百里之遥，所以凡是遇到清明、中元、冬至三节，虽仍有像宣宗于宣德元年、五年（1426、1430）亲自至天寿山谒长陵、献陵的例子，但一般只是令勋旧大臣至皇陵行礼，已再无皇帝亲自致祭之例。至嘉靖朝，才重新定皇帝亲自至山陵致祭之制，并且将其定为清明、霜降两节致祭。

三民间祭祀风俗

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祭礼的实施由家庙、祠堂来体现。家庙之礼，只是祭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熹的《家礼》以来，直到明代朝廷所定祭礼，大体均是如此。

在明代，家庙、祠堂之仪只是行于士大夫或富贵人家。据载，在松江府上海县，如潘、陆、乔等姓缙绅之家，家必立庙，设祭品，四时致祭。致祭时，主人必穿公服，准备牲牢，奏乐，子孙内外全谒庙，自岁时以迄朔望，均是如此。在乔氏家祠内，椅桌也按昭穆相分，不加移动，如夫妇二人者一桌二椅相连，三人者一桌三椅相连，左右各分屏障，以使“代不相见”。

在杭州，张瀚家也设有家庙，岁时伏腊忌日，必衣冠而祭。后又创建宗祠，祀高祖以下神位。每当祭祀时，遍召宗人，聚集在宗祠下。祀毕，在前堂享胙。张氏宗族还有宗约，就祭祀之事作如下规定：“凡我同宗，月轮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毋以事免。”

在明代，死者之忌日，已经清楚地分为“生忌”与“死忌”两种。死者死亡之日，就是“死忌”，又称“暗忌”；而死者出生之日则为“生忌”，也就是“明忌”。生前生日有做寿之习，那么，死后遇到生忌之日，也会给死者做寿，称为“暗寿”。如江西南昌的朱氏宗室，尤其看重“明忌”，“亲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类，犹追寿焉，族人具礼谒贺，一如存日”。

此为暗寿之例。

四墓祭

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祭礼不过存在于富贵大族中。至于一般小户人家，率多朴野，不知节文。在北京，每当清明节，无论贵贱，都带酒肴上坟，男女盛服前往，大体就是古时墓祭之意。

墓祭并非上古之祭，而是始于汉代。

按照传统的说法，墓乃体魄所藏之处，而非神魄所棲之处。但正如明朝人吴廷翰所言，古人所说“魂则无不之也”，那么神之所棲固然在庙，但也未必就只在庙。况且庙中仅以木主为神，那么人们求神于体魄之处，也未尝不可。墓祭之礼，行之已久，人情安便，也正好符合“礼以义起”的道理。

墓祭之俗，最常见的是在清明、重阳两节上坟扫墓，已成明代普遍的习俗。惟有河南延津，在此两节之外，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三天也属上坟之日。十月上坟，称为“送寒衣”。

一些有官封的家庭，在墓祭时，更是行“焚黄”之礼。此礼始于宋代。在墓旁焚毁者，为一些明器、人马、仆从之类。

墓祭烧纸钱之俗，在明代也广泛存在，只是各地稍有差异。在浙江绍兴府，一些妇女生前就到庙里烧纸锭，一烧就是百两，说：“以是寄之冥司，死得用之也。”

在福建莆田，每当中元节祭祀祖先时，往往也盛行一种给祖先烧银锭的习俗，冥纸上全印有“京宵花银”四字。

明代墓祭之俗，南北稍有不同。北方人颇重墓祭，尤其是山东，每当寒食之时，郊外哭声相连，至不忍闻。当墓祭之时，一些善歌者还唱白居易的《寒食行》，作变徵之声，旁人听后，无不落泪。而南方人的墓祭，却已变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烧成灰，舄履相错，等到日暮，在荒野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

家礼祭祀既已废而不行，必然为神道所惑。所以，在民间，每当元旦，必在桌上设天地神牌，用牲果祭祀。家中多设家堂神位，画儒佛道三教诸神，显得淫而不雅。即使是稍微知礼之家，也不过是立一木主，上写“家堂香火之神”，或者称“天地君亲师”，

而将祖先的神主置于其旁，并无昭穆祧祔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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