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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ldo;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rdo;

&ldo;什么事。&rdo;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ldo;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rdo;

&ldo;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rdo;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ldo;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rdo;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写上这样几句：

&ldo;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rdo;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ldo;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rdo;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ldo;划清界限&rdo;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糙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ldo;文革&rdo;，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ldo;自夸典型&rdo;，不叫我加入&ldo;样板团&rdo;。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ldo;给出路政策&rdo;，当然必需&ldo;控制使用&rdo;。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ldo;红绸舞&rdo;，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念：

&ldo;亲爱的爸爸‐　&rdo;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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