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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ldo;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rdo;。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ldo;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rdo;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ldo;天命&rdo;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ldo;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rdo;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ldo;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rdo;。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ldo;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rdo;，但至于&ldo;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rdo;，&ldo;此皆由天意主张者&rdo;。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ldo;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rdo;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ldo;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rdo;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ldo;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rdo;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ldo;老奸巨猾&rdo;，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十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越来越肯定，或者说，他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ldo;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rdo;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ldo;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rdo;。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又认为对于事功来说，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ldo;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rdo;，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ldo;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rdo;。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ldo;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rdo;。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ldo;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rdo;。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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